号召高干子弟参军 周恩来：我没儿子侄子能动员俩
本文摘自《我的父辈》 作者：张黎明主编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秉钧/文
我们亲切而敬爱的七妈——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这段话，对我们兄妹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诚恳，那么语重心长。
从我们懂事起，几十年来，伯伯和七妈就教育我们： 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能因与他们的关系而招摇，更不允许以此要求组织上照顾。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直到七妈逝世留下的遗言仍然是这样要求我们。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有四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可以告慰两位老人的是： 几十年来，我们遵循了您的教导，各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正直做人。
我们六人在成年之前，都曾或长或短地住在伯伯、七妈家。回到父母家后，也经常去看望他们，间或也在他们那里小住。因此，无论是从他们对我们的直接教导中，还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中，诸如他们对事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和关怀，对一些现象的评论和看法等等，无形中都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思想方法和言论行为的规范。这么多年来，更有着一些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典型事例，令我们永志不会忘记。这里所说的我们兄妹“参军史”便是记忆犹新，对我们的成长影响颇深的故事之一。
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干涉”，各自的“参军史”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情况。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伯伯“请”我去一趟？我带着疑惑的笑容看着她，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我觉得事情严重了，自不敢怠慢。
第二天，6月25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
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先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自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伯伯表情认真地问：“你为什么原来不对我说，我是前几天听你姐姐说才知道的。”
“我原来认为这是千里挑一的事，很难通过体检这一关。”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舱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吗？”伯伯笑着问。
我挺自信地说：“有！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这时伯伯突然又说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说实在话，高中毕业去服兵役我可一点没有想过。不过从我懂事起，十几年来在伯伯、七妈的教育熏陶中，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他们都是高尚的，他们要求我们去做的都是对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尽管我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接着，他严肃地说：“那么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刚才我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本来为了高考，从高二我就开始努力，这半年多又下了大工夫复习备考，当然能否考得上是另回事，但考还是要考一下吧，现在说根本不参加高考，是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经谈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学了。”伯伯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给我讲了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我注意地听着，他也放下了筷子，继续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饭后，伯伯又进了办公室。我去找了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说：“伯伯要我当不成飞行员就去服兵役，可是到什么地方报名我都不知道，得请您帮我联系一下。”他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但是总理有交代，你参军的事不让我们插手。”我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总理的卫士长去帮我张罗参军的事，我这个兵肯定是个特殊兵，伯伯当然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成元功叔叔还是很关心我的事情，给我介绍了低压舱检查的经验，要我到时带上两块糖，当气压变化时，把糖含上做吞咽动作，可以避免气压变化时压耳朵。
我母亲为我保留了一份我那时做的题目为《难忘的一天》的作文，说的就是伯伯动员我参军的事情。我写道：“不考大学了，我所喜爱的很早就立志献身的无线电事业，今后我还能搞吗？难道真像伯伯所说的会让我做一名无线电兵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只能业余搞搞无线电，或根本与它绝缘了。这时我想起了平常总是提起的‘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的口号，现在国家需要我参军，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定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于是我就这样决定了。”因此我根本没有报考大学。有趣的是，在这篇作文上老师的批语是：“一天的意义不突出！”这不奇怪，因为他不知道我文中说的伯父是谁。
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下面的这张照片。四人都笑得很自然，大概是为我听伯伯的话，要去当兵了而开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