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作家：张爱玲已经成为神话 萧红被低估
萧红
林徽因
张爱玲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导演许鞍华新片《黄金时代》上映，全明星阵容尽管没有带热票房，但萧红的人生故事在当代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这位英年早逝的民国女作家，文学天赋极高，命运更具戏剧性。民国女作家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包括萧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等。她们的人生遭际，文采风流，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同凡响的魅力。她们被不断地发掘、谈论，同时也被不断地误读、遮蔽。
情感观比当今女性还前卫
霍建起拍的传记电影《萧红》去年三八节上映，其中有这样一幕：萧红和恋人萧军、追求者端木蕻良三人并排躺在一张床上。端木蕻良躺在右侧，隔着躺在中间的萧军，带着一脸殷勤，向躺在左侧的萧红表达仰慕之情。萧军不服气，和端木争辩起来，虽然谈的是文学，言辞中却不乏醋意。电影之后的情节是，萧红与萧军分手，跟着端木走了。逃婚、私奔，被迫与不爱的人同居，又两度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跟另一男人相好。萧红的人生经历太有戏剧性，在年仅31岁的一生中，至少先后跟五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这类经历放在今天也让人目瞪口呆，成了电影青睐的素材。这些在《萧红》和《黄金时代》里都有表现，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电影浓墨重彩描写的部分。
“萧红的情感太复杂，没遇到一个好男人，一生特别坎坷。现在隔得远，可以通过电影来讲一些事情。”知名书评家止庵对民国作家多有研究，不过，他又说，“跟萧红的情感史相比，丁玲的经历更复杂、更前卫。”丁玲身上曾发生过一段有名的“三人行”，两位男主角一个是胡也频，另一个是冯雪峰。其时三人都是文学青年，丁玲本来和胡也频谈恋爱，但发现自己还爱上了冯雪峰，遂提出三人一起生活，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同意了。这段“三人行”的日子虽然不长，但也够惊世骇俗。
而民国女作家林徽因的情感故事也绝不逊于萧红、丁玲，毕生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金岳霖。“林先生的家里总有三个人，二男一女的结构，子女不算在内。但大家都很有分寸和默契，属于绅士型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主编过林徽因的传记，他直言林徽因的婚姻观念很自由，处理夫妻关系非常前卫，生活方式超越当代。但林徽因很幸运，有一个包容的爱人，和梁思成始终维持婚姻关系。
林徽因在家中办过很西化的文化沙龙，聚拢众多男性文人，常客有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还有林徽因和梁思成学界的亲友。这也引起冰心、凌叔华等同辈民国女作家的嫉恨，冰心的小说《太太的客厅》就直接影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林徽因的反击也有个性，其时她从山西考察回来，遂把一坛醋捎给冰心。“圈内男性很喜欢她，圈外女性都不喜欢她，有嫉妒的成分。”王一珂说，冰心、凌叔华的文学成就可能比林徽因高，但确实不如林徽因那么漂亮和有魅力。在文化评论家解玺璋看来，民国女作家的婚姻观、爱情观都非常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打破父权、夫权。那时，女性流行背叛大家庭的束缚，婚姻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约束力，才出现这样一代女作家。”他举例说，萧红、丁玲都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逃离了闭塞的旧家庭；又如出身官宦大家庭的凌叔华，恋爱婚姻很风光，情感史也很复杂。“民国女作家有深刻的思想意识，像林徽因最早接受欧风美雨、新文化影响，不再遵从三从四德的观念，跟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彻底断裂。”王一珂认为，这些民国女性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某种程度上比当代女性还要先锋。
萧红曾是一员左翼作家，但她游离于左翼之外，如《生死场》看似写抗战，实际上抗战篇幅极少，写的更多是东北农村底层的苦难生活。止庵直言，萧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天赋很高，靠本能就写出了好作品；但也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参差不齐，好作品特别好，而另一些作品又明显很弱。林贤治说，萧红跟丁玲不一样，惧怕集体革命化的生活，她不是写阶级斗争的作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以悲悯的情怀表现底层人的生存，超出阶级斗争的局限。
林贤治深情地说，萧红的创造性被严重低估，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够高，她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特征，对生活观察很独到，对人性中恶与丑陋的暴露，以及对男权社会暴力的揭示比较深刻。萧红写《生死场》《呼兰河传》，把自己放进里面，不会隔岸观火，是用生命来写作。在林贤治眼里，萧红的小说不迎合读者，而张爱玲的作品有讨好大众的一面。“张爱玲已经被读者神化。她对市民社会有独到的观察，富有灵性，但其气局不大，不宜过于高估。除她之外，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文学地位也被高估了。”
曾经主流的作品变成支流，曾经支流的作品变成主流，张爱玲、萧红、丁玲等人文学地位的变迁，背后也是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变迁。“时代变了，有的作家退隐，有的作家显身。这叫拨乱反正，也挺正常。”止庵感叹，从一段较长的时间来看，文学史还是比较公平的，文学以外的政治因素慢慢淡化，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民国女作家们逐渐回归本位。
实际上，民国女作家对今天女性作家的影响，除了张爱玲之外，其他作家都没多大影响，萧红也不例外。“民国和今天是不同的文学世界，文艺体系不一样，作家的生存方式也不一样。”林贤治感慨，今天的主流女作家们养尊处优，关在作协大院里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就跟萧红不一样，萧红的作品很难对她们产生影响。
观察
“娜拉走后怎样”
“两个人一起是为了快乐，分手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张爱玲”
“十年前，你爱我，我逃避不见；十年后，我爱你，你不在身边。人生的错过就是如此。一刹便是永远，追悔也是纪念。在心的修行途中，绝不允许投机，面具必被撕毁，谎言必被揭穿，谁也无法幸免。——林徽因”
“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那些邀约好同行的人，一起相伴雨季，走过年华，但有一天终究会在某个渡口离散。红尘陌上，独自行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湿诺言。山和水可以两两相忘，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那时候，只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林徽因”
这里摘引的是微博上的三条博文，标明是张爱玲、林徽因语录，其实是伪托。如今的微博、微信上，大量流传张爱玲、林徽因的句子，有的是俩人所作，有的则掐头去尾，还有的完全是伪托。这些所谓的金句无非是谈一些婚姻爱情的浅俗道理，却被大众津津乐道。网上流传的这些句子，可以看出，张爱玲、林徽因变成了情感导师的角色，变成了通俗流行文化的符号，变成了一种文化消费品，跟真实的张爱玲、林徽因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当民国女作家张爱玲、林徽因乃至萧红，进入大众通俗文化领域之后，她们真实的面貌往往被遮蔽了，她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的困境遭遇，也被疏离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作为中国现代新女性，她们的人生都有着传奇色彩，但这传奇的背后，又有着许多付出。相比张爱玲、林徽因家境的优越，萧红、丁玲这类来自底层的女作家更不容易，当年的女性选择从事写作，比今天的女作家要困难得多。谋生不容易，还背负旧婚姻，她们要打破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才会有那些惊世举动。
中国古代也有少数女作家、诗人，著名的如蔡文姬、李清照，乃至柳如是，但她们的个性意识无法跟民国女作家相提并论。即便是一生传奇的柳如是，还是要依靠不同的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最终更是成为大家族的牺牲品。而民国女作家勇于冲破旧家庭，冲破旧礼教的桎梏，在婚姻爱情上追求解放和自由，今天的女性恐怕很难理解她们的处境和决绝的勇气。
鲁迅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说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醒悟后离家出走，但之后会怎样呢，娜拉可能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认为女性必须在经济上独立，否则，在生计所迫之下，娜拉难免走上堕落或返回老路。幸运的是，民国女作家们命运虽不同，但都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萧红客死香港，张爱玲在美国公寓里孤独死去，虽然令人唏嘘，但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今天女性权利已得到长足进步，女性经济独立不是难事，女性写作形成潮流，也应感谢民国女作家这些勇敢的先驱吧。
调查
张爱玲作品最畅销
林徽因传记最八卦
民国女作家数得上名字的也有几十位，但如今真正还被大众“阅读”的不到十人。止庵透露，张爱玲的读者最多，仅其主编出版的《小团圆》一书，从2009年问世，到去年9月份，就达到100万册。这个数字超过其他所有民国女作家作品销量的总和。新经典图书出版公司拥有张爱玲作品内地独家版权，相关编辑林妮娜还透露，新经典还出过张爱玲精选集、张爱玲全集，反响都很好。此外，张爱玲的小说盗版非常严重，这个数字还没法统计。
与张爱玲作品的热销相比，萧红的作品不是热点，销量比较正常，读者群比较稳定。“萧红的作品不是风花雪月的东西，主要表现北方农村底层人物的挣扎，读者不太愿意面对这类沉重的作品。”刘稚坦言，像林贤治主编的丛书《萧红十年作品集》，印了八千册，数量不多，但也卖完了。但萧红的传记很多，版本达数十种，质量高低不一。比较有名的传记如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汉学家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漂泊者萧红》第一版卖了一万册，考虑到最近《黄金时代》上映，今年初又重印了五千册，现在还在加印。
林徽因的作品很少，但传记可谓五花八门。王一珂说，市场上卖得好的林徽因传记很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莲灯诗梦——林徽因》非常严肃，也卖得很好。而大部分传记都是攒抄而成，非常随意。“这些传记的八卦成分特别多，可信度很低，有很多平空想象、捕风捉影的东西，一点也不严谨。”解玺璋说，近几年出版的林徽因传记大多不靠谱。但就是这种粗制滥造的传记也有销量，据说最畅销的一本销量高达百万册。王一珂解释，“林徽因的读者面很广，门槛比较低，加上影视剧的推动，所以能够流行。”
丁玲、冰心等人的作品一直在出版，但市场上几乎没有销量。“她们的作品还在出，也有研讨会，但看得人少。”止庵说，丁玲等人已变成文学纪念馆和教师课堂上的作家，走不进大众的视野，“当年她们从政治上得利，现在就要吃亏，这是时代使然。”至于名声还不如丁玲、冰心的作家苏青、梅娘、庐隐等人，她们的作品已很少出版。这些女作家在文学史里还会被提到，但基本上已被市场慢慢淘汰。
人生作品遭误读和庸俗化
萧红、林徽因等民国女作家的婚姻情感史，富有戏剧性，也引来更多渲染与误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感叹，现在有关萧红的传记很多，但不少传记都在渲染萧红和男人们的爱情，弄得萧红像一个滥情的女性。“有些传记穿凿附会，比如萧红和萧军在什么场合下相遇的，本来缺少记载，但传记里却把萧红当时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讲得活灵活现，弄得非常庸俗。”
在《黄金时代》里，萧红与萧军等人的情感关系，也成了言情小说式的多角恋。权威传记《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对萧红的故事被搬上大银幕并不乐观，“萧红一生颠沛流离，跟男人的关系很复杂，电影肯定落在大众感兴趣的点上，而容易忽略一个作家最本质的地方。”他直言不讳，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对写作有执著的追求，这一点在电影里很难表现好。萧红活在作品里，只有拥有了广大读者，才算是走近了大众。萧红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文学的自由，让人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林贤治动情地说，“在爱情上，如果不追求自由，她可以当姨太太，过舒适的生活，但她宁愿背叛家庭，选择走上流浪的道路。”在他看来，萧红离开萧军，也是因为不能忍受萧军的家暴和不忠，要告别屈辱的生活。萧红追求自由独立，但在一个男性社会里，注定是悲剧。而在文学创作上，萧红不愿意为党派利益支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跟萧红悲剧性的命运相比，林徽因的家庭出身更好，各方面都更加幸运。“林徽因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既会写诗、散文，还是一位建筑学家。她在少女时代就到西方留学，接触到摄影技术，当时是很时尚的生活方式。”王一珂说，林徽因漂亮且有文化内涵，带有今天影视明星都不具备的魅力，被今天的大众读者当成了一个美丽的小资情调的淑女。而真实的林徽因跟大众了解的林徽因，其实有很大不同。
林徽因仅在政治观念上就发生过很大的变化，1948年后，她和梁思成都变成了极左派，跟胡适、梁实秋等人决裂，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转变。今天的大众并不了解她的政治观念。王一珂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本月推出的林徽因文集，比以往的集子都要齐全，但还是有部分稿子目前没法问世。“林徽因留有700多封英文书信没有收入文集，梁家不同意发表。”王一珂说，假如这些书信公布，里面涉及很多隐私，甚至会颠覆大众心目中林徽因的大家闺秀形象。
女作家张爱玲更是被大众误读，被当成了小资代言人。在微博、微信上，流传着大量的所谓林徽因、张爱玲语录，很多句子还伪托俩人所作，大多是有关婚姻爱情之类的心灵鸡汤。“张爱玲的作品门槛其实很高，很多读者未必读完她的作品，但她文章中的句子被大家喜欢。”止庵笑道，张爱玲被误读成小资代言人，有巧合也有阴差阳错。在解玺璋眼里，张爱玲的作品很市民化，恰好迎合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受到大众的热捧。
张爱玲已神化，萧红被低估
跟生前的声名相比，民国女作家们的文学地位，身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之中，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变化最大。因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的作品1949年后在大陆一度销声匿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海外学者夏志清的发掘，张爱玲的作品受到空前重视，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张迷”。
“民国女作家拥有市场的没有几个人，张爱玲有大量读者，林徽因有不少粉丝，萧红也有一批粉丝，其他作家几乎没有多少读者。”止庵举例，像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梅娘，虽然去年才过世，但她的作品早已被人遗忘。石评梅、庐隐、苏青等才女也是如此。也许因为她们的私生活偏平淡，文学成就又相对较低，现在就没什么人关注她们的作品了。
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肩负太多文学以外的任务，起初讲个性解放、妇女自由，后来是抗战救亡，文学服务于政治，大部分民国女作家创作的背后是阶级论。“丁玲非常典型，从早期的个性解放作品，变成后来的阶级斗争主题。”止庵犀利地指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笔下的人物，当时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但现在知音难觅了。丁玲曾是最有名的现代女作家，但如今她的文学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从一流掉到三四流的水平。“张爱玲跟其他女作家有差别，她不写阶级论，写单个的人，笔下的人物让现在的读者还有共鸣。”止庵说，能引起读者共鸣，才能保证作品具有生命力。他还提到，张爱玲的文字来自旧小说，受到传统经典小说的影响。虽然当时这种文字是支流，欧化的翻译文字是主流，但时过境迁，张爱玲的文字经住了考验，而丁玲的欧化白话文半生不熟，反而让人觉得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