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孟加拉国两献神兽“麒麟” 实为长颈鹿(图)
原标题：明朝时孟加拉国两献神兽“麒麟” 实为长颈鹿(图)
《明人画麒麟沈度颂》。
明清时期，广州对外交流很多，折扇里是一幅清代长洲岛全景水粉画，是当时“老外”喜爱的工艺品。
榜葛剌银币（正面）。
明朝时孟加拉国两献神兽 太监韦眷墓存留其古币
榜葛刺，即今日孟加拉国，是明朝郑和每次远航下西洋必经之地。在历史上，榜葛刺国王分别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两派使臣沿海路到中国贡献“麒麟”，这个“麒麟”原来竟然是长颈鹿；1964年，广州姚家岗发掘的明太监韦眷墓中，发现3枚外国银币，其中两枚是榜葛剌银币……这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一段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昨天，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的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做了梳理和考证。
从明代乃至清代不同摹本的《瑞应麒麟图》和1964年广州韦眷墓葬出土的3枚珍贵外国银币，为我们还原了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也证明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官方朝贡，还是民间贸易，广州与海外的贸易交往一直都不曾中断过。
榜葛剌国王遣使送“麒麟”
榜葛剌为何会把长颈鹿当成麒麟献给永乐皇帝？
“榜葛剌与明朝最值得称道的事件就是贡献麒麟。”全洪说，据《明史》成祖本纪及榜葛剌传，榜葛剌于永乐六年首次入贡。永乐十年，榜葛剌的使者带他们国王去世的消息，永乐皇帝立刻派使团去榜葛剌吊唁。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的新国王遣使奉表来谢，贡麒麟及名马方物。正统三年（1438年）贡麒麟，次年又入贡，此后不复至。
历史上榜葛剌进贡的真是麒麟？传说中神兽麒麟真的存在？事实上古人对麒麟早有描述，说它形高丈五，鹿身马蹄，肉角。也有说“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
让我们根据记载看看榜葛剌第一次进贡麒麟时的情景：就在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翘首以待时，使者牵着一只长相奇怪的动物进了京城，官员和百姓争相围观感慨：真是太像了！永乐皇帝龙颜大悦，立刻命令一位叫做沈度的翰林院修撰，写了一篇《瑞应麒麟颂》，永乐皇帝看过后很满意，又下令宫廷画师画下进献麒麟场景，并将《瑞应麒麟颂》抄在图卷上。
历史上的《瑞应麒麟图》留下多个摹本，其中“原装正版”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幅《明人画麒麟沈度颂》画轴。无论哪个版本，都让后人深感惊讶：画中的麒麟竟然是我们熟悉的长颈鹿。那么，榜葛剌为何会把长颈鹿当成麒麟献给永乐皇帝呢？
全洪说，有两种猜测：一种认为也许是榜葛剌的使者发现中国人非常重视麒麟，便从非洲买来长颈鹿将它当作麒麟进贡给永乐皇帝；而另一种猜测，是中国人在下西洋的时候发现长颈鹿长得很像传说中的麒麟，于是告诉了榜葛剌国王，国王才决定用长颈鹿作为贡品。
阿拉伯单桅三角帆千里运“瑞兽”
位于东印度的榜葛剌，究竟是怎样把生活在非洲的长颈鹿运到中国的呢？
“事实上，所谓麒麟，就是产自非洲的长颈鹿。据法国学者费琅考订，麒麟是索马利语giri对音，即giraffe。”全洪说，“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瑞兽，只有圣人出现，天下太平之时，“麒麟”方会现身，因此“麒麟”被作为盛世的象征。
根据全洪分析，榜葛剌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就在恒河出海口。中国去印度，甚至去西亚，有两条航线：一条就是通过斯里兰卡去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条是到了东印度榜葛剌，再沿着印度半岛，再到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在中国跟西亚交通贸易这条航线上，起着很大作用。
榜葛剌的国王先通过海上贸易，随阿拉伯船运来长颈鹿。当时阿拉伯人掌控东西海上贸易，他们的单桅三角帆帆船称雄于世。据记载，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半岛和索马利亚的马匹输往印度，又将缅甸和斯里兰卡的大象运往印度。单桅三角帆船是完全可以载运长颈鹿的。
就在榜葛剌首次贡献麒麟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来自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的麒麟和天马、神鹿等其他异兽被一同运抵中国，引起轰动，满朝大臣上文表贺，永乐皇帝朱棣也走出奉天门迎接。
太监韦眷墓现榜葛剌银币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的海禁渐渐恢复。明朝正统三年（1438年）榜葛剌第二次献麒麟后，就基本上不再来中国朝贡了。由于没有史料记载，很多人都以为榜葛剌从此断绝了与明朝的往来。然而，一个广州的考古发掘推翻了这个判断。
1964年，广州考古人员在东山姚家岗（龟岗原东山寺附近）发掘明太监韦眷墓，墓被严重盗掘，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仅得圆形素面薄金片1枚，残断红色珊瑚1支、宋钱3枚、南汉铅钱1枚及外国银币3枚（榜葛剌币2枚和威尼斯币1枚）。此外，还出土一块1.12米高的墓碑，上有“大明弘治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吉”、“钦命总镇两广内官监太监韦公之墓”等字，证明墓主是明太监韦眷。
全洪解读，韦眷曾在成化至弘治年间任广州提举市舶司使，在当时这是一个大肥缺。韦眷与中外商人勾结，营私舞弊，大发洋财，有不少“珍宝”随葬。
韦眷墓出土的银币及珊瑚等，为我们提供明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难得的实物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银币埋藏的那年，与铸造年代相差不到40年，即在当地铸造40年后在广州流通，这反映明代广州跟欧洲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