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川：拒签“拒收红包协议”背后是“尊严饥渴”

　　5月1日起，根据国家卫计委要求，患者住进二级以上医院要与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全市率先试水签署医患“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书”的煤炭总医院已经满50天，在医生自愿的前提下，签约承诺率只达到六成，有四成医生没有主动“买账”，还有不少医生对此新政抱有抵触情绪。（4月29日《北京青年报》）

　　四成医生对“拒签红包协议”不“买账”，其情可解，就像商场买东西要验小票一样，签协议本身就是一种“有罪推定”思维，对医生的心理是一种伤害，也有辱白衣天使尊严。但有医生拒签协议的理由是“医生工资太低”，这就很耐人寻味。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虽然不能说这些医生心中有鬼，但收红包现象的确存在，如果签了，就等于给自己套了个笼头，必然影响“钱途”；另一方面也说明，医生的工资过低，难以体面生活。

　　这当然不是收红包的理由。因为收入如何是分配制度问题，而收红包却是一个医生的医德出问题，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一旦以非法形式以达到“体内不足体外补”，性质就彻底变了。尤其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医生作为相对强势一方，更该做出努力。既然收红包现象客观存在，并且饱受诟病，那么，用一种双方都信得过的方式亮明态度，实属必要。这既是对法律的响应与认同，也是一种表决心性质的姿态，适当的退让更能体现出医生“身正影不斜”的高风亮节。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签不签这个协议，而是签订之后，收红包现象能否得到根治。这显然不现实，但作用则是无疑的。这不仅已在这家医院见证效果，而且在主客观上也有依据。客观上，协议本就是一种契约关系，一旦签订，对主客体必然产生约束功能。而从主观而言，这就好比在医生身上放置了一个警钟，无时不刻在提醒和震慑自己，侥幸和违约成本比，自然选择克制。当然也有例外。因为患者塞红包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求心安。只要没有医患纠纷产生，患者站出来揭发就几无可能。如果不举不究，签了协议就跟没签毫无区别。

　　显然，签“拒收红包协议”的关键是看执行和落实如何，而这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能突破“周瑜跟黄盖”的关系。还有，一旦不塞红包了，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怠慢病人、开大处方等这些这患者的心病如何除疑？也是个问题。不能防了红包，忘了防“过度医疗”。但如果仅仅公布本医院领导的电话，就成了自家人监督自家人，效果就很令人怀疑。另外，一些特殊情况也要考虑。比如，医生出于安慰病人的善意暂收红包行为，可设立一个主动上交的缓冲期，并有配套激励措施，这既避免可能出现“冤假错案”，也防止有人将“暂时保管”变成“永久占有”。

　　医生收红包既是医德缺失，更严重影响医患关系，必须遏止，但我们更要正视“拒签红包协议”背面的那一张张患上尊严“饥渴症”的委屈的脸。而要治好这个病，只有从制度层面着手，进一步抓好医改，让医生摆脱寒酸、不体面的现状。试想，如果医生都能靠技术吃饭，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尊严有了，谁还会冒风险干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