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当下收入分配中税收偏高 吁将税权收归人大
学者称当下收入分配中税收偏高吁将税权收归人大
核心观点
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中，政府征税还是太高，且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中国亟须改革税制，将税权收归全国人大。
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难点在于国企和民企的互不信任，要解决信任难题，关键在于加强立法，落实产权保护。
老百姓收入占比下降不应该
新京报：4月30日，国务院宣布，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你怎么评价这个制度安排？
龚六堂：从2003年开始提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到2013年改革纲要才出来，但细则一直未出台。此次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总比不成立好，说明现在开始正式启动改革了。
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机构能起到多大作用？
龚六堂：收入分配改革中，容易的部分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要进入攻坚战了，要动既得利益群体的蛋糕。可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高已达6倍。我认为成立这样一个会议制度，有总比没有好。对于它的作用，将拭目以待。
新京报：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难题是什么？
龚六堂：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我们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最近才上升到35%，发达国家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60%-70%，美国大概是80%。总体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还不高。政府税收增长比这要快，老百姓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这是不应该的。
新京报：你在十多年前就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呼吁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对这些年改革的进展是否满意？
龚六堂：政府的税目前还是收得太高了，2013年政府税收占比22.7%左右，按这个水平而言，是不多的，但按全口径统计，把各地的土地出让金等税外收入都加上去，就会达到33%至36%，这个比例和工业化国家相比，就显得太高了。所以现在的核心是政府要减税。从结构上、总量上减税。
新京报：从这十年来看，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问题在哪里？
龚六堂：GDP分配中，有个首次分配，首次分配主要是在政府、企业、个人间分配。如果政府和企业在首次分配中占比过大，个人的收入就会少。从1997年开始，个人收入在首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按常理而言，在经济发展中，资本的重要性应该是越来越低，劳动力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而我们现在正好是相反的。这就要反思，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拿的是不是太多了。
新京报：中国各种隐形收入分配不公也加剧了这种差距。
龚六堂：正常的收入分配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分，但在我们的分配体系中，还有一部分是灰色收入，这些收入是没有计入统计数据，未进入分配体系的。有预测称目前灰色收入占GDP比重是4%到12%。这样一来，进入正常分配体系的份额就更少。灰色收入又都是掌权者或有钱人获得的。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公。
新京报：你前面提到，“政府拿的是不是太多了”。中国各级政府征税的权力挺大的。这似乎是一个难题。
龚六堂：这就要制衡，办法是完善我们的财税体制，把我们的税制厘清，找到GDP增速低于政府财政增速的原因。
我们的税收有重复征税的环节。重复征税后，征税成本也高。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根本不清楚对老百姓征收了多少税，哪些环节多征了税。
新京报：政府都弄不清究竟对老百姓征了多少税？
龚六堂：这主要是税收体制上出了问题。本来征税是要经过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但目前的状况是多部门都有权制定征税条例，这就会政出多门，出现重复征税。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将税权收归全国人大，这是解决税收问题的关键。
要努力降低基尼系数
新京报：事实上，政府减税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现在似乎决策层很多人接受了这一点。
龚六堂：虽然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对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拉动。长远来看，减税可以增加老百姓的个人收入，刺激消费，提振经济。所以本届政府在减税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现在积极推动“营改增”，给小微企业免税，减税的步伐在加快。
新京报：去年中国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纲要，纲要的核心是强化社会保障体系、调整个人所得税以及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等。你怎么评价这个改革方案？
龚六堂：税负多少算合理，并无定论。很多发达国家征税比例很高。关键问题是钱收了，要怎么花。
税收怎么花老百姓高兴呢？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领域，可以说，政府花多少都不为过。在发达国家，这些公共领域支出一般占财政收入50%。在我国，2012年教育支出占到4%，但在医疗、社保领域，支出还不够。
新京报：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量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后来的研究又认为不平等不利经济增长。现在的研究，普遍接受的结论是什么？
龚六堂：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和国民经济呈现倒U形的关系。在收入差距小的时候，收入分配不平等，起激励作用。但是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扩大，也就是基尼系数扩大，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是有害的。
我们刚实行改革开放时，基尼系数是0.15，那时候几乎是完全平等的。但大锅饭，没有积极性。当时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收入分配上有差距，这样可以提高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过高了，一定要努力去降低它，否则是要出问题的。
新京报：这个倒U形结构，具体到哪一点开始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有害？
龚六堂：具体到一个国家来说，在倒U形的模型上，U点是各不相同的。U点就是基尼系数到某一点后，老百姓没有幸福感。测算显示，欧洲是0.43，美国是0.41，当到这个水平时，人民的幸福感降低，中国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我估计是在0.5左右。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略低于2012年的0.474。一些独立经济学家对上述数据表示质疑，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密歇根大学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约为0.55，高于美国的0.45。你认为目前我们的基尼系数存在低估吗？
龚六堂：社会上对政府公布的数据争议较大，一方面觉得低了，另一方面怀疑这个系数趋势问题。按政府公布，2008年为0.491、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到2013年是0.473。趋势不断下降，但对公众自身感受而言，是不相信这样的趋势的。
新京报：中国人对收入不平等的趋势还是很敏感的。
龚六堂：我国的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是惊人的。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几乎是完全平等的，30多年的时间，就拉大到现在这个水平。而相比发达国家，他们的贫富拉大是经过漫长的发展时间。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个人的感受就会变得尤其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