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干警被指工作强度高收入低 亟待完善保障
照顾不了家,还赚不到钱,工作高强度却升职缓慢,已经成为基层政法干警的现实写照。政法干警不同于普通公务员,要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强有力的职业保障必不可少
在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社区巡回法官赵海代表和多名市人大代表一起,呼吁提高法官待遇。今年47岁的赵海越来越感到,法官这个职业压力大而保障低,人才流失愈演愈烈。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不少代表委员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建议,政法干警不同于普通公务员,要更加关注政法干警职业保障问题,以强有力的保障提升政法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普遍工作强度高收入低
每周一、三、五安排开庭,平均每天开7个庭;周二、周四开展撰写裁判文书、调查取证等工作;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每天加班半天,春节也不例外。这是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朱晓明的工作安排。
2013年,朱晓明办案701件,为昆山法院办案最多的法官。近3年来,昆山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持续上升,去年一线法官人均年办案超过300件。晚上、周末加班已成为常态。
“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缠访闹访,干警的工作压力、心理压力超出正常范围,影响了身心健康。”昆山法院院长韦炜深有感触地说,5年来,该院有7名法官因身心疲惫离职。
而这并非特例。据报道,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系统同期招录2053人,因压力大、保障低等问题,流失人员达348人。
“一线法官工作忙到很少有业余活动,一些年轻法官甚至没时间谈恋爱;工作强度这么大,收入却很低,晋升机会也少,导致队伍不稳定,老法官没心情干,年轻法官想跳槽。”赵海说。
赵海向记者介绍了他目前的家庭和经济状况:副处级审判员的他月收入6000多元,爱人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单位没分到房又买不起房,一家三口挤在他父亲留下的一套一居室里;孩子11岁,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
“就是一颗想为群众办点实事的心,让我坚持到了现在。”赵海坦言。
不仅仅是法官,公安民警、检察官、监狱警察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照顾不了家,还赚不到钱,工作高强度却升职缓慢,已经成为基层政法干警的现实写照。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乐平说,目前检察官福利待遇不能较好地体现其司法职业特性。一方面,检察官工资待遇与行政职务、职级挂钩,而实践中行政职级晋升受政策限制太严,极易挫伤干警积极性;另一方面,检察官工资、津补贴与退休制度,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后不再享受检察官等级津贴,不利于检察官队伍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些法律专家向记者表示,政法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力量,要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强有力的保障必不可少。
积极探索职业保障机制
实际上,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政法干警职业保障机制,在经费保障、教育培训、关爱干警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公安民警经常冲在一线,与违法犯罪分子打交道,为加强民警职业保障,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将每年4月28日定为“爱警日”,把从优待警各项工作组织化、规范化、长效化,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常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费中华介绍说,常州公安协调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建立与公安工作性质、特点相适应的民警福利待遇制度,提高民警岗位津贴,落实法定工作日之外的加班补贴,统筹安排民警休假;协调相关部门,努力解决民警家属子女就业、就学问题;组建了常州公安民警大病特困救助基金会,对困难民警家庭进行救助或补助。
“我们对工作未满3年的青年民警实行了‘警师制’,为新民警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费中华说,该制度实施一年来,新警队伍中有189人立功、嘉奖和获县局级以上先进称号,69名优秀新警走上警长、中队长等基层一线领导岗位。
类似的“警师制”也在昆山法院实行,他们在全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中选聘指导老师,开展结对互助活动,帮助青年法官提升业务能力。
为了帮助法官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审判核心工作,近年来,浙江等地均实行了法官+法官助理+速录员的“1+1+1”模式,将法律文书填写送达、庭前交换证据和调解等事务性和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和速录员。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法官袁冠飞告诉记者,该院实行了审判法官竞争上岗制,推出24个非部门正职的审判法官职位,自由竞争上岗,将审判权集中到最优秀的少数法官手中,并推行法官代表参与重大民主决策,突出法官的职业荣尊感和成就感。同时,规定主审法官在福利待遇上享受与该院中层领导相同的待遇。
“近年来,无锡检察机关逐步解决了检察干警货币化住房补贴和检察官等级津贴等实际问题,检察官履职保障状况明显改善。”李乐平说。
体面生活促进廉洁办案
多位基层政法干警表示,推进政法干警职业保障之路任重而道远。
李乐平坦言,长期以来,检察官职业保障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很大程度是由于司法机关管理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造成的,这也是检察机关在检察官职业保障过程中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解决的问题。
他期待,以整体设计,自上而下推进的方式,逐渐将检察机关从地方权力结构中分离出来,改革现行以行政方法管理检察工作和检察官的旧的传统管理模式,在检察官的职权保障、身份保障以及经济保障等方面,更符合检察官司法职业特性的要求。
韦炜建议,积极稳妥地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围绕“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科学设置独任审判、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理顺三级审判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深化合议庭制度改革,加大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监督制约力度,切实改变合议庭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
“近年来,法院办案量不断增加,职业风险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出现了当事人打击报复法官的事件。”袁冠飞认为,必须加强法官安全防范措施,预防和制止一切打击、报复、诬告、伤害法官的行为。“希望能集中建设一批法官小区,有学校和敬老院,有一些必要的休闲场所,让法官有稳定体面的生活,解除后顾之忧,并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让他们踏踏实实研究法律,公正廉洁办案。”赵海表示。 □本报记者周斌李恩树文/图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