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摘要：“文革”从华东局机关推向华东六省，包括上海市，然后再推向全国。

　　迄今所有的研究，包括纪实文章、学术论文，甚至连有关文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上海发动的。但我认为是通过华东局发动的。为什么是在华东局？我（原华东局宣传部理论处干事）作为亲历者认为有三点理由，也就是发生在华东局的三件大事。

　　一

　　第一件大事，我要讲的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率先让华东局组织的，而后再到上海市委的。

　　1963年，俞铭璜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他是原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60年11月调来上海。我是1961年2月到华东局报到，报到地点在衡山宾馆，那个时候华东局还没有房子，就在一、二、三楼，宣传部办公占一个楼面。俞铭璜抓工作的时候，理论处就两个人，一个是洪泽，一个是我，洪泽是处长，九级行政干部，省委书记级别的。俞铭璜也是九级，他们两个是老战友，关系非常好，大家都是苏北地区来的，又都是陈老总手下的，俞铭璜是新四军的才子。俞铭璜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个办公室就这么大，他们两个人讲话我全听得到，他们也不避我。

　　那一天，俞铭璜来了，他说：老洪，柯老把我找去，说主席要批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要我组织人写文章，我和他们讨论了，出了十个题目，这十个题目可以写成文章，一篇是《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由我来写。还有一篇《评“海瑞罢官”》，我组织姚文元写，另外还有几篇，总共十篇。俞讲到最后说，“《阶级的产生和消灭》这篇文章，小唐啊，你写”。当时我坐在旁边，他不叫我唐荣智，叫我小唐，我当时只有29岁，他当时40多岁。我前几天正好写过一篇文章《阶级的起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业余写作投给《解放日报》的，复旦的蒋家俊也写了《阶级的起源》，两篇文章有共同的题目，但各有侧重，编辑找到我说：“你们两个人的文章合起来吧！”就共同署名发表了。俞铭璜肯定是看到了，他说，“小唐，你写过《阶级的起源》，再写阶级的消灭，就是第十篇文章”。俞铭璜就是这样布置下去的，因为他明确说，要批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江青来叫华东局组织写文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不称江青的，叫“客人来了”。

　　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又到理论处来找老洪了，他对老洪说：“今天我放松了，我奋斗了一个礼拜，开夜车，把《有鬼无害论》写出来了，今天早上送《文汇报》了。”后来，《文汇报》就登出来了，用的笔名是“梁璧辉”，不是“俞铭璜”。隔了几天，俞部长的秘书张森昌跑来跟我说：“俞部长的文章稿费来了。”他问俞部长，你为什么笔名叫“梁璧辉”？他说璧辉和铭璜是对称的。当时我们就拜读文章，文章真是写得非常漂亮。（采访者注：据《文汇报》记者郑重在《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中的说法：1963年5月6日、7日两天，《文汇报》以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其实，《文汇报》的人当时就知道，此文为华东局宣传部俞铭璜奉柯庆施之命而写。俞铭璜将文章交给陈虞孙，陈虞孙再交给唐振常，编辑一字未改，全文照发。后来才知道，柯庆施看了俞铭璜的文章，认为写得太学术气了，柯庆施就叫张春桥改。文章写好后，柯庆施说：你们两人合作写的，笔名就叫“两笔挥”吧，后来用其谐音即成“梁璧辉”了。又：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大会上说，它是“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1967年，江青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

　　为了你们的这次采访，我特意打电话向宣传部文教处的张文香核实。据张文香说，俞部长这段时间很怪，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鬼的故事你看过没有？”我说看过的，这个鬼那个鬼讲了一通，李慧娘是鬼。他就问你觉得李慧娘这个鬼怎样，我说李慧娘是好鬼，人中间有好有坏，鬼当中也有好有坏。后来还叫张文香抄稿子，因为张的字很端正。实际上这《有鬼无害论》是十篇文章的第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呢。

　　我的文章写了一个月后交给俞铭璜，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到办公室，他不找洪泽，直接找我说：“小唐，文章我看了，前面写得还可以，后面你要改。”我就按俞部长的意见改成第二稿。又是一个礼拜后，俞部长说：“后面还是要改改。”直至第三稿送上去，好久不见俞部长来，我就去找秘书，秘书说俞部长生病了，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到华东医院去看俞部长，俞部长住的是一个人的病房，他一只手按在肝上，原来他得了肝癌，一只手拿着稿子坐在床上改。我看改的正是我的文章，我说，俞部长，你养病要紧，文章还是我来改。于是，俞部长讲了修改的意见：阶级是在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经过若干年以后，要消灭阶级，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条件消灭掉，如果这个历史条件还存在，还会产生新的阶级。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了，但阶级产生的条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分配，有的人利用分配这个环节，多分少分，产生新的阶级。总之，他讲了列宁的观点，要消灭阶级，就要消灭阶级产生的条件。但是，俞铭璜不久就过世了，我的这篇《阶级的产生与消灭》也就搁下了。

　　这十篇文章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俞铭璜组织的。记得我在改文章的时候，俞铭璜就说你要改，姚文元的文章我也看了，也叫他退回去再改。当时根本谈不上张春桥。张春桥实际上是柯老办公室的，柯庆施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楼面四间房间，柯老一间，张春桥一间，蒋文杰一间，他们两个是高级秘书，还有一间是柯老的机要秘书，管文件。华东局成立后，柯老是书记，把蒋文杰放出来了，于是蒋文杰到理论处当副处长，作为洪泽的助手，我在洪泽、蒋文杰的手下当干事。张春桥是高级秘书，是帮柯老起草文件，出点子的参谋。张春桥我不熟悉，只知道他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受到毛泽东重视。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批判《海瑞罢官》也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是华东局柯老着手组织的。柯老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包含了上海，但上海不能代表华东局，俞铭璜就不是上海的，他是从江苏来的。由俞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怎么能说是张春桥组织的？

　　总之，江青带着毛泽东的意见来找柯庆施。柯老写过《乘风破浪》，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柯老不具体搞理论，搞理论的就是俞铭璜。柯庆施为什么会找俞铭璜？因为柯庆施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俞铭璜是江苏省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兼宣传部长，柯庆施和俞铭璜关系极好。柯老一到华东局当书记，俞铭璜就调来了。俞铭璜组织这十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历史事实。

　　姚文元的文章共八稿在那里面磨啊，但第一稿是柯老通过俞铭璜布置的，是俞铭璜磨的，不是上海市委讨论的，是由华东局牵头的啊。后来，为什么到上海市委去了呢？柯老叫华东局抓，宣传部长抓，但俞铭璜去世了，那柯老找谁去啊？！谁知柯老不久也过世了。这样就由上海市委来组织了。我的意思，也是史实，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先有江青、柯庆施、俞铭璜起的头，所以华东局是最早的发动地。现在所有的文章，都说江青到上海来找柯老，由张春桥来布置写《评“海瑞罢官”》，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

　　我要作为当事人，作为历史的证人，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情节。姚文元文章出来的当天，就是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不知道，反正是我接的电话，是中共中央打电话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说主席要华东局通知华东六省第二天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于是，我立即报告洪泽副部长。洪部长说与夏征农部长商量后，要我向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转接。那个时候没手机的，全是红机子的保密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后，大概10分钟第一个电话来了，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我马上叫洪泽部长来听电话，洪泽说：中央通知，今天《文汇报》上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你们省委的《新华日报》明天要保证登出来，明天见报。一个电话结束，这样六个省的电话全是我接的，然后由洪部长电话通知。整整一天，上午布置电话，下午接听电话。下班时，洪部长对我说：明天你到阅览室把各省报纸拿来，你看一看，他们把姚文元的文章登了没有？登在第几版？你再写个简报。第二天上班我到阅览室一份一份核对后，便起草了一个《简报》交给洪部长，洪部长看后交给夏征农签字送书记处魏文伯，魏文伯签发后，再印成简报上报中共中央。关于这个情况，从来没有人讲过，我是经手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大事，单独借助一个大城市，尽管上海很有典型意义，但它没有腹地，也是不行的。所以华东局六省就为腹地，上海在华东局之内。这样既有柯老，又有腹地，包括上海在内，六省都响应，影响就很大。这是我对史事的分析，后面两件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观点。

　　二

　　第二件大事是戏剧革命。

　　1963年年底，华东搞了华东地区话剧会演。1964年6月，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全国搞京剧会演。所以，1964年6月到8月，华东局组织了一个观摩团，洪泽部长带队，一个文艺处副处长吴伟，就是石西民的夫人，还有我，三人代表华东局宣传部到北京去看长达两个月的京剧会演。我在这两个月里看了六十八场戏，天天看京剧。全国各地的京剧团，有的是正式演出，有的自己带来节目，也要来露一手。江西有个《强渡大渡口》，演出的时候周总理来看。第四排全是给贵宾的，我坐在他旁边，赶快去叫洪部长。演出完毕，周总理、洪部长上台祝贺，周总理还讲了强渡大渡河怎么打法，戏应该怎么改等。

　　京剧会演结束后，一大批剧目出来了，有几个比较好的，江青就在京剧会演的基础上搞样板戏。1964年8月以后，江青到上海找了柯老。说要搞现代戏，要华东局帮忙，柯老就找了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夏征农又找洪泽商量。夏征农是有一套想法的，既然柯老要夏征农参加么，夏老就找江青了。江青说：我们要抓现代戏，夏老你来抓。夏老说，上海不大好抓，我抓不动，因为夏是从山东省委书记调过来的，他说上海抓不动，说华东地区那么多剧目，那么多剧团，那么多京剧、戏曲、话剧，我搞普及，你江青同志来抓提高。夏征农就是这样子跟江青讲的，江青非常不开心。结果，江青找柯老提意见，说夏征农不支持，柯老就找了魏文伯，魏文伯就找夏征农谈话，说：你怎么搞的呢，江青同志对你有意见，叫你搞现代戏你不搞。夏征农说不是不帮忙，是不好搞，上海推不动啊。我们搞普及，她搞提高，不是蛮好嘛，普及、提高不是都要搞嘛。这样，江青就找了张春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江青到上海来看戏，一个小剧场，除了演出的人，下面看戏的一共十几个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两三个干事，其中有徐景贤，张春桥有时也来。我们华东局这里，夏征农部长，洪泽副部长，带华东局宣传部几个干事都坐在后几排。

　　华东的京剧会演，我们搞普及嘛。我就跟着洪部长到江苏、安徽等华东六省到处看戏。所以现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就是《评“海瑞罢官”》；一个是搞京剧革命，搞现代戏，这两件事情都是从华东局开始的，后来才转到上海。

　　三

　　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要从上世纪30年代思想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来讲。“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正式文件，应该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正式的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下来时，我正在浙江平湖搞“四清”。突然部里来了通知，说外出的干部统统回来，有重大事情要回来参加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回到部里，有一天，通知部里的干部统统开会。当时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凯来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大概隔了不到十天，中共中央新发的一个文件—即免除华东局宣传部夏征农部长的职务。文件通知很短的，但中间有一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夏征农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我是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提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以正式的中共中央文件，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党第一个就是夏征农，就是在华东局。

　　昨天，为了这次采访，我跟徐扬通了电话。徐扬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干事，他原来在江苏搞《群众》杂志。他说夏征农100岁的时候，大概2004年了，原华东局宣传部的人为夏老祝寿，那天我没有去，徐扬参加了。本来以为夏老不会来的，100岁嘛，跑不动了，哎，他来啦。来了以后，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还没讲，夏老自己讲，他说因为今天都是宣传部的人嘛，我不怪大家批判我，打倒我。他说我告诉你们，1965年杭州会议时，主席讲，夏征农不适合做宣传部部长。这个话从来没有透露过。毛泽东讲夏征农不能当宣传部部长，你还当得了？！结果回到上海，魏文伯书记见夏征农，说主席讲，你不好当宣传部部长了，你是不是就不当了？你来当华东局副秘书长。夏老说我不干，我为什么不能当宣传部部长啊，主席也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啊。夏老这个人很硬啊。结果他没下台，一直到《五一六通知》后来了中央文件，还是由周总理签发的，他当然要下台了。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的初级发动阶段是在华东局。从华东局机关推向华东六省，包括上海市，然后再推向全国。而“文化大革命”在华东局第一个采取组织手段，第一个罢官打倒的就是夏征农，就是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