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打“假夫妻”该向打“假货”学习

张玉芬不妨学学王海，让证据跟着法律走，“打假”打得更加文明、理性，即使不能做大做强，也能够持续发展，甚至离公益会越来越近。

把王海和张玉芬扯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有明显的共性，在外形上两人都戴墨镜，所做的事都与打假有关，王海曾以知假买假出名，张玉芬则以打击“假夫妻”来劲。不同的是，王海打假已经公司化、专业化，也比以前低调得多，而张玉芬还是处于“高调”的初创阶段，且经常闹出一点事来。不过，人们的异议依然不少。

王海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时势造就的英雄人物，但这与他个人的商业眼光和“刁民精神”却是分不开的。尽管后来，王海知假买假、索赔致富的做法遭到了一些法律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知假买假不属于《消法》所规定的消费者，不能双倍赔偿。这样的理论对于司法判决产生了指导作用。加上一些地方法院基于“维稳”考虑，认为职业打假可能构成“不安定因素”，在诉讼中不支持职业打假，这也是导致王海的事业没有做大做强的原因。

王海的打假行动对我国立法和司法都产生了积极推动力。回想对“消费者”界定之争，“知假买假”未必就不是一种消费。如果硬要追溯法律背后的价值，只要有利于打击猖獗不止的造假和不诚信行为，支持“知假买假”的索赔更符合“舍小保大”的功利原则。在一个欺诈泛滥，假货横行的社会，支持索赔以加大打击力度的理由也未必背离民法的平等精神。

如今，我们的观念终于又开始回归正轨。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首次明确“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这给职业维权松了紧箍咒。第十五条还特别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规定了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这些法律的变革逐渐朝着有利于消费者的方面发展，显然有王海们执着打假的一份功劳，其公益性却不该忽略。

再看张玉芬。其被迫离婚后，以坚忍、强悍的维权形象吸引着众多有相同遭遇的女性。而对于张玉芬“查奸情、追二奶”的“打假”行动，亦有人提出质疑，说“反腐不能靠二奶，爱情不必靠杀手”，或者“打二奶游击队”涉嫌侵犯人身权利等。的确，受法律素养的局限，在张玉芬为合法妻子遭到第三者“入侵”而愤怒维权的过程中，其手段和方法行为可能与法律有冲突，有时难免会损害到“二奶”等人的权利。不过，对此受害者也可以依法维权。

说到底，是张玉芬给予了她们从妇联、居委会那里得不到的慰抚，当她们联合起来，共同向出轨的丈夫和第三者发起责难时，也是法律显现社会效果的时候。法律不仅存在于纸上，更是活在人们心中的。

当然，话也说回来，“二奶”、“小三”不仅是个家庭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个法律问题。张玉芬不妨学学王海，让证据跟着法律走，“打假”打得更加文明、理性，即使不能做大做强，也能够持续发展，甚至离公益会越来越近。这样一来，公众还会继续支持。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