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入侵广州：难民沿铁路线逃亡遭空袭

　　1937年8月31日，六架日机首袭广州，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开始了。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短短9日内，日军先头部队冲进广州城，从此开始了对这座美丽富饶的华南中心城市长达7年的法西斯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为止。

　　广州沦陷7年，日军铁蹄之下，并非人人能够成为英雄，对于平凡的广州百姓来说，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踏上颠沛流离之路。战争带给他们伤痛，但他们却在战火中展现出内心的不屈与抗争。

　　文/广州日报记者申卉 图/广州日报记者陈忧子

　　逃亡路上　惨状难言

　　广州沦陷时期，逃亡两字几乎成为所有广州街坊生命中的主题词。无论从前是城市的精英阶层，还是底层的贫穷百姓，战争中，他们都被冠上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不少街坊对沦陷一无所知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短短九天时间，日军经广九铁路沿线从常平北趋石龙直扑广州。广东省政府军政当局决定弃守广州，政府下令“市民立即离境”的布告，警察当局不分日夜按户劝令市民迅速离境。

　　然而，直到敌人进城的那一刻，不少广州街坊对此甚至一无所知。化名为寒星的广州街坊在《我由广州逃出》一文中写道，当时，他与几名住在恩宁路的街坊们仍叼着美丽牌香烟议论着华南战局。当中不少人深信保卫华南不成问题。然而，就在言谈间，突然遭人打断，来人大声呼喊：“不得了了，我们要逃命的赶快打算，许多人说敌人已经进城了，距离这里没多远!”

　　众人不禁哑然，毕竟就在前一天的报纸，还刊登了敌军在惠阳胶着，政府军十余万集结增城的消息。来不及多想的人们，抛下了银元大洋和多余的物件，准备逃难。

　　难民沿铁路线逃亡遭空袭

　　曾任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爱国民主人士李洁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市民们多向西北方向奔跑，到达荔枝湾涌，看到有一百多辆汽车等待着渡江。那里的渡船能力有限，每小时只能渡四辆车子，于是他便折往黄沙码头，找到一艘自备的电船，取道花地这条小河向佛山、西南，转入北江经芦苞再向清远前进。回头看到市面行人已经不多，珠江河面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远望河南士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了浓黑的火烟，还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大概是在烧毁一些搬不走的军用物资。在佛山、西南沿途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

　　有人等了一星期还没船

　　比起相对幸运顺利逃离的李洁之，贫穷的百姓则更为无力，描述离境渡口的情景时，化名为欧外鸥的市民称，当时，虽然“市民立即离境”的布告已发布多日，但离境的人还是站在码头和车站，人头涌涌。原来，船和车都被封去运输车队，人们只能把铺盖摊在码头的泥草地上露营，等了一天又一天，有人甚至等了一个星期还没候到船。

　　市面上，运输车、野鸡车都难觅踪迹，只剩下黄包车。黄包车车夫也借机涨价，无论多近的码头，一上车便勒索五角大洋一元大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鸡鸭只卖三毫小洋一斤。

　　渡船花费从四角涨到十块

　　贫穷的人自己挑着行李被包跑得极其狼狈，但他们跑来跑去的都只是码头和车站，等待着那等不到的车和船只。渡至江门、中山、肇庆的渡船都停泊在更远的南石头车歪炮台，喊一只小船送至渡口要十块八块大洋，这段路平日只要四角小洋。

　　他描述，每个人脸上都蒙着憔悴的颜色，眼角挂着几颗清泪，对寻常百姓来说，他们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眼巴巴栖在敌人旗下;然而，他们也害怕始终逃不出饿死的危机，毕竟辛苦半生的财物就这样散去。而在船上的旅客，则不停飞舞着白巾和广州作别。

　　沦陷之后

　　人口减七十万　店铺十室九空

　　日军占领广州后，从10月22日下午便伙同汉奸在城内进行大规模劫掠，市内浪人、汉奸四处纵火，黄沙一带被烧成焦土，东堤也成一片废墟，无人敢出门。

　　沦陷后的广州人口锐减，从当时的《广州市志·人口志》中可见一斑。从1929年到1937年，广州人口从约80万人上升到120万人，而到1940年，人口降到50万人左右。由于劳动力缺乏，不利于日军“以战养战”，入城后，日军大肆发布安民布告，诱惑民众返城。

　　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等报纸先后停办或北迁，消息闭塞，香港星岛日报记者励之经过8日艰苦跋涉，来到广州，记载了劫后的广州城：此时的广州城内，大多居民已经或返乡或离境避难，剩下的居民不能长期躲在家里，要外出“揾食”求生，街道这才有了人来人往。励之写道，在永汉戏院及哥伦布餐室均无恙，行人颇众。只有各间商店窗户十之七八已经毁破，十室九空，均遭抢掠。而沿着汉民路大德路口，有少数店户半毁于火，满目疮痍。禺山市场仍照常买卖，不过购买者寥寥无几。

　　广州街头还贴着各种安民告示，根据记载，布告要求市民绝对不准持有武器及弹药，若有发现藏匿武器者即惩戒。日军在市内各重要的交通路口设有哨兵站岗，凡中国人路过哨岗时，均要面对日本兵立正鞠躬，还有的安民告示则以漫画的形式示意当良民走进日本军时的注意事项：良民行近日本军时，起立，高举两手。潜伏于丛林岩洞者，会被射击都说不定，速出而高举双手吧。因此，人们通常避开哨岗，绕道横行小路。日伪当局还制作了良民证，规定广州市民必须申请良民证，并随身携带，市民及其房屋都需申请良民证。

　　市民黄淑华说，当她还在广州城时，就见过路人经过沙面桥遭盘查的情景。所有市民进出沙面都必须经日军检查，日军若稍有不顺眼，轻则挥拳痛打，重则枪杆伺候，杀完便丢进桥下，任珠江冲走尸首。

　　当时，全广州最“旺”的地方要数建南茶楼至同福路、南华西路、鳌洲外街等附近一带，满街满巷充满赃物，而烟赌馆林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盛况。这都是汉奸歹徒聚集之所。

　　到1939年初，广州附近各乡相继沦陷，逃亡各乡避难的市民，又逐渐迁回广州。然而，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广州光复为止，七年时间里，市内客运、货运的交通工具，没一辆机动车，全靠人力运载。

　　破碎·坚守

　　1烽火不弃学 四迁为读书

　　烽火之中，有人为求生而逃，有人为东山再起而逃，而这位少年的逃亡，却只为读书。92岁的广州老人周加林，退休前曾是《广州日报》资料室的一名编辑。因为博览群书，当年他便成为总编记者心中的“活字典”，如现在的“百度”一样，谁要查阅资料，总会跑去请教他。

　　之所以能够博如字典，源于老人长久以来对学识的积淀，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也没有因为战火纷飞而放弃学业。让人惊叹的是，因为战乱，他所在的学校或遭停办或迁校址，周老竟为读书四度易校。

　　1936年，从广州勷勤附属小学毕业的周加林入读中大附中。然而，日军开始空袭广州，中大附中随战乱停办。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年近14岁的周加林只能回到家乡广东茂名高州县，入读高州中学，继续求学。

　　然而，战争并没有放过这个渴望读书的年轻人。1939年，高州城也遭到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高州中学被迫前往城东镇头岭。为避战乱，周加林则前往茂名相对安全的山区信宜县，入读广东省立南路临时中学(广东广雅中学曾用名)。不料，入学半年周加林就因病休学，半年后，他再次入读广雅中学。

　　虽然时值抗日战火燃起的动荡年代，他依然坚持读书。老人回忆，那个年代，城内几乎没有书店，读书全靠学校的图书馆。当时，广雅中学增设西学课程，书库藏书涵盖中西，是全省藏书最多的地方。周老说，正是在广雅，他开始接触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俄文小说、英文诗歌等等。之后，他再次回到高州中学继续读完高中。

　　破碎·坚守

　　2大学梦难圆 她仓促嫁人

　　逃难守初心 嫁妆救女童

　　如今，已近期颐之年的黄淑华早已从省人民医院退休，住在广州东川路，四代同堂安享晚年。虽然已是满头银发，却依然身体硬朗、头脑清晰。

　　彼时，她还是青葱少女，站在运动场上，眺望远方，梳着两条麻花辫，身着新式运动服，笑容灿如夏花，一看便知受过现代教育。

　　这一幕，如今定格成黑白影像，安放相框之中。老人手持照片久久凝视，不愿放下，目光两端，相隔着近八十载春秋。

　　八十年前，黄淑华在武汉读高中，那一年，她获得了湖北省竞走冠军;那一年，她畅想着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独立、平等、拥有个人解放的生活，而无须束缚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三从四德当中。

　　然而，日军的到来打破了一切。1937年，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十八岁，抗日战争爆发，她被迫中断学业、匆忙嫁作人妇，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难生活。

　　辍学嫁人南下逃难

　　黄淑华祖籍广东中山，1919年出生，自幼随父母定居武汉，在一家女校接受新式教育，父亲为洋行职员，母亲是官府闺秀，生活颇为富足优越。黄淑华介绍，当时，她是学校体育运动、歌舞社团的积极分子。

　　然而，日本军队的入侵让一切美好戛然而止。武汉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集散地，日本已决议迅速攻取武汉。黄淑华说，1937年底到1938年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汉屡遭空袭。然而，父亲在外地工作，生死未卜。母亲一人带着黄淑华兄弟姐妹五人，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几个女儿都跟着母亲逃亡，是肯定逃不掉的。”黄淑华说。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嫁人。不少街坊邻居都劝母亲，尽快将没出嫁的女儿找个人家嫁了。

　　当时，听说南方广州的局势比武汉稳定。于是，母亲为黄淑华挑选了一个在铁路工作的广州小伙，两人很快结婚了。婚后，夫妻俩便往广州避难。出发前，母亲将两只金手镯当作嫁妆送给女儿，告诉她藏好，在逃难路上遇到危险能用得上。

　　没料到，回到广州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广州的局势也动荡起来。两人又逃到佛山南海叠滘的丈夫家。黄淑华说，即使身处佛山，往广州方向远眺，能看到当时唯一的高层建筑爱群大厦，不时有敌机进犯广州。“飞机并不大，到了广州境内就开始丢炸弹，丢完一轮就离开了，爆炸声十分吓人。”

　　尘土抹面躲避扫荡

　　1938年，广州沦陷。黄淑华的长子在炮火中降临人世。黄淑华说，广州沦陷后，很快佛山也变得不安宁，警报和爆炸声不绝于耳。而更可怕的是遇到日军扫荡，黄淑华只能学着村中年轻女子，用尘土泥巴抹黑脸蛋，扮得蓬头垢面，再抓个枕头塞到衣服里假装孕妇，躲进附近医院。“有时候轰炸过后，死伤无数，连河水都染成红色的了。”对于那段日子，她每说完一段话，总会接上一句，“日本仔太衰了!”

　　她说，当时丈夫已经北上谋生，佛山待不住了，她只好带着婆婆、儿子背井离乡，一路南下迁到香港。在香港，大量难民涌入，居住在九龙贫民村，有的难民更是没有栖身之处，只好暂居货卡之内。黄淑华则在美术学院找到一份杂工的工作，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她说，有一次搭乘公交车时，有港人看不起她是难民，冷冷嘲讽她，为何不回广州生活，要来这里受苦。她却坚定回应：“我不愿生活在膏药旗下，不想做亡国奴!”

　　上世纪40年代，随着香港燃起战事，黄淑华只能再一次举家逃离。战火一再蔓延，她一次又一次地逃亡，福建古田一带、广东韶关、肇庆、梅县，直到广州光复，才最终重回羊城。回忆起这段岁月，老人半开玩笑似的说，“不知怎么的，战争好像总是跟着我尾巴走，想甩也甩不掉。”口气淡然，但背后艰辛可想而知。

　　萍水相逢义施援手

　　黄淑华坦言，1943年前后，在韶关时，已传来一些抗战即将胜利的消息，但眼前的战火似乎仍未减弱。于是，黄淑华打算先从韶关逃往梅县，等待胜利消息，再做决定是否回广州。在梅县，发生了一件让她至今难以忘怀的事，事情与她的两只金手镯有关。

　　在梅县，他们借住在一栋空房子里，孤儿寡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全靠婆婆仅有的积蓄度日。一天，一名年轻妇人走到她家门前，问是否要请保姆。“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哪里还有钱请人?”黄淑华苦笑。但对方带着一个7、8岁的男孩，向黄淑华哀求，“我们做家务不要钱，只要赏口饭吃就好。”

　　见母子俩可怜，黄淑华将他们收留下来。这位妇人自称陈嫂，从广州一路逃难到梅县。陈嫂说，逃难之初丈夫和女儿都在一起，然而丈夫在一次空袭中横死街头。因为没钱办丧事，陈嫂只好将10岁的小女儿卖给当地农民做童养媳。“我每天做梦都梦到女儿帮人砍柴，不去就要挨打，好惨啊!”说到女儿，陈嫂哭个不停。黄淑华深知，童养媳命运悲惨。听完陈嫂的哭诉，一向性子爽直的黄淑华决心帮陈嫂把女儿要回来。买家直言，有卖身契为证，不肯将女孩还给陈嫂。黄淑华心想，要救人只能有所牺牲，于是，她横下心来，取下母亲给她的金手镯，当做赎金交给那户人家，最终陈嫂的小女儿得以回到亲人身边。

　　不久，广州胜利的消息传来，黄淑华别过陈嫂一家，这一别，就是70年，从此两人再也没见过。“连陈嫂的名字都不知道，‘陈’还是她丈夫的姓。”黄淑华感叹。黄淑华坦言，虽然当时自己也穷困潦倒，与陈嫂又是萍水相逢。她愿意用价值不菲的金手镯去救这个无亲无故的女孩，无他，一颗同胞相亲的炽热之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