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八零年代之1982：《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

　　1982年1月1日，上海《新民晚报》复刊。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写下了复刊词《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时间，上海滩一报难求，洛阳纸贵。《新民晚报》是一张中国目前仍在发行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创刊于1929年9月9日。至此，在“文革”中停刊的《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已全部复刊，中国开始出现“晚报热”。

　　或许，《新民晚报》复刊是注定要载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这一年，“改革开放”依旧是以“拨乱反正”为重心的。对上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两件东西，曾经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新民晚报》，上海人一直有“新民夜报、夜饭吃饱”的说法。另一个，则是上海著名的“大世界”，上海人特别喜爱的滑稽戏，就是从“大世界”走出来的。但是，《新民晚报》和“大世界”，后来统统被砸烂了。据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沂同志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临行之际，胡耀邦同志曾经特地交待，到上海后一定要办两件大事：一是《新民晚报》复刊，二是大世界恢复。这两件事，后来他全部办好了。

　　我是学新闻的。这一年的夏天，我递交了毕业论文，题目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后经组织分配，回到上海，进入新复刊的《新民晚报》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不像今天的大学生，根本用不着为找工作发愁。组织分配，正是计划体制下的产物，我们幸运地搭上了最后几班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金字招牌，也使我们这批同学，成了当时中央机关、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抢手货”。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新闻职业，我读书时的梦想，就是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光荣与梦想》，我希望能以记者的特定身份，在更宏观的层面、用更细致的视角，去记录和分析正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不过，若干年后，我似乎才明白，在中国写这样的书是多么的不容易。

　　1982年，对中国政坛而言，最具重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干部退休制度”和“顾问委员会”的创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在新中国建国三十年间，领导干部的职务，几乎一直是“终身制”的。我们从小的印象，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不仅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基本上“工作到老”，至死方休。毛泽东死于党主席任上，周恩来死于总理任上，朱德死于委员长任上，等等。当时的讣告，鲜有“原部长”、“原书记”、“原主任”等字眼，他们几乎都死于现任职务之中。可以说，干部职务终身制，已成为僵化的、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痼疾。“老人政治”，亦是西方社会经常批评中国的常用字眼之一。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个规定第一次提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以此相配套，1982年4月10日，中国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这些规定，对老干部退休年龄作了规定。比如，担任中央机关部长、省政府省长一级职务的干部，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担任副部长、副省长一级职务的干部和担任司局长一级职务的干部，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这一规定，沿续至今。

　　毫无疑问，正是邓小平，最早提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设想，同时得到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大力支持。1982年的秋天，一切瓜熟蒂落，时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顾问委员会。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曾对此问题有过一个精辟的谈话。这一谈话，极有个性，也为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定了调。这次谈话，邓小平讲了几层意思。其一，退休制度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安排。他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其二，顾问委员会今后是要取消的。他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其三，在过渡阶段，我们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他说，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军队特别严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现在地方上还好一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前途。体制调整，国务院、党中央机关都做得不错，军队就比较差。当着我们真正找人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找到的。

　　邓小平谈话后的一周，即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有一个令人关注的动作。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分别给刘伯承、蔡畅同志的致敬信。刘伯承、蔡畅都是老同志，老干部，他们因年高久病，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对此，中央决定，以全会的名义给他们写了信，以此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以中央全会的名义，给两位年事已高、且不能正常工作、需要辞去现有职务的人，写这样“歌功颂德”的致敬信，以外国人的眼光，或者今天的角度，似乎都是可笑的。但是，这件事，在当时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毕竟，有些人是不愿意退下来的。这些人，尚不在少数。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应该说，顾问委员会的设立，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这一制度的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同志开始“退居二线”。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助手和参谋”。从此，一大批年轻干部走到前台，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按照邓小平的设想，顾问委员会可以有十年的“存续时期”，以此解决老干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障碍”。1992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至此，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的吐故纳新、新老交替，创造了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缩影，从其十年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前行的脚步。可以说，这一制度性的安排，奠定了当今中国政坛的退休制度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982年，影响当代中国的另一件大事，则是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重要思想。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同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及香港地位问题。邓小平提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关于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邓小平强调：“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则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回应：“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香港问题摆上台面，自然引起英国方面的关注。1982年9月24日，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访。香港问题，则是会谈的重点之一。此时，英国政府刚刚解决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选择这个时机，到中国谈香港问题，她也是有底气的。这一年5月31日，阿根廷派军队占领了“有争议“的英属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引发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为此，英国派出远征舰队，远涉重洋，发誓夺回该群岛。6月15日，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驻军战败，不得已向英国军队投降，英阿马岛战争结束。呵呵，大英帝国，虽说日落西山，但百足之虫，也死而不僵啊。因此，“铁娘子”见到邓小平，谈及香港问题，她还是有侥幸心态的。然而，邓小平的强硬回答，足以让撒切尔夫人惊出一身冷汗。邓小平指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此次会谈，坊间有很多说法，很有意思，比如，邓小平曾说，如果英国不同意归还香港，中国军队今天下午就可以将香港收回……总之，邓小平更有底气，更有决心，也很讲斗争艺术。

　　可以说，1982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仍然是粗线条的。此后几年，邓小平又不断完善其思想，先后就“一国两制”问题阐述了许多观点。1984年10月，《了望》周刊发表文章，《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首次系统报道。这一报道可以视为“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对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对海峡两岸上关系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台港澳地区实行资本主义，是否会影响大陆的社会主义呢？对此，邓小平给予了明确回答。他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2、“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针对部分人（包括外国人）担心中国“政策多变”问题，邓小平多次阐明相关政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邓小平用“五十年不变”这一形象化的语言，强调了大陆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决心，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将信守诺言的庄严承诺，这为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

　　3、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到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来。他认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原则来解决国内特殊问题，这是邓小平对列宁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新发展。

　　198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令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当时，好奇的国人，最大的兴趣，就是探寻外面的世界。这一年，有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就是《血疑》。该剧由日本TBS电视台于1974年拍摄完成。在《血疑》中，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这对金童玉女演绎了一个传奇的爱情神话。《血疑》的播出，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大街小巷，“幸子衫”、“幸子头”、以及“光夫衫”、“大岛茂包”充斥，电视对大众文化倾向的影响，可说是世无前例。《血凝》并不是第一部引进的外国电视剧。此前，中央电视台曾播放《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让国人知道了什么叫“蛤蟆镜”。《加里森敢死队》，则曾经在中国引发争议。该剧在播完第16集后，居然黑底白字正告观众：“本剧播放完毕”。然而，这部电视剧总共有26集（注：《加里森敢死队》剩下的10集在1992年才陆续在全国各大电视台与中国观众见面）。尽管，当时中国的每百户居民家庭电视拥有量不到10%，但是中国人依然深记得地记住了一个“流氓敢死队”的名字。据说，该剧的播出，对中国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些人据此下了结论：当时大批知青返城，许多人无所事事，游荡社会，播发该剧特别容易使这些青年人惹是生非，促使犯罪率上升，从而败坏社会风气。不管这种结论对错与否，电视文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正呈直线上升趋势。这是事实。

　　因此，在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如何抵制西方的文化，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家们的重要战略课题。中国社会，是不是需要在一种原则的指导下，推行一种公共的社会精神文化准则。这一年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该报告要求说：“五讲四美”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一定要在这个活动中做全国人民的表率。《报告》还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是一年前由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9单位联合提出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这一提法源自无锡市第34中学的审美教育活动的经验。中央的组织和宣传体系的推动，“五讲四美”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迅速开展。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1982年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词：“查禁黄书”。那个时候，还没有”扫黄打非“的概念。随着开放的进程，1982年的中国，出现了许多的“黄书”。关于“黄书”的界定，当时也是模糊的。这一年，中国的正规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达30多种，其中，6家出版社初到责令停业整顿；同时，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当时，中国许多城镇的沿街书摊，到处都可以看到《色欲横流》、《淫窟惊魂》、《肉体交易》、《当代军妓》、《荒淫艳女》、《少男少女试婚录》等充满“诲淫诲盗”的杂志与报纸。以今天的眼光，有些内容的杂志书刊，充其量也就是属于“庸俗”的范畴。然而，当时的国人，特别相信一句话，叫“矫枉过正”。有些事情，也就做过头了。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便是“《玫瑰梦》查禁案”。这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一个焦点事件。《玫瑰梦》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欧文·华莱士的畅销书。华莱士在美国影响很大，他的作品以31种语言出版，也是世界上享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共发行了约两亿册，读者多达10亿人。但是，这本书被寇以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罪名，被查禁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大致可见一斑。

　　1982年，还有许多“符号性”的事件。

　　1月10日，中国足球队在新加坡以1：2败给新西兰队，失去了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资格。从此，中国足球也让国人牵肠挂肚了二十多年，直至国人全体心死。

　　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已超过十亿。同年5月10日，著名学者马寅初去世。这位因提出“新人口论”的学者，竭力主张控制中国人口，曾遭到极不公正的批判。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中国的人口，已到了不得不控制的边缘。

　　12月31日，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王兆国当选第一书记，胡锦涛等6人当选为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从西北的甘肃省团委任上进入北京，从此走进国人视野，跻身中国政坛，并开始影响当代中国。

　　这一年八月底，我回到故乡上海，进入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新民晚报》当记者。后来的后来，我也成为《新民晚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记者之一。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