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威虎山》：徐克懂得萃取红色经典“正能量”

　　《智取威虎山》3D版不仅成为这个贺岁档票房与口碑俱佳的影片，也是近些年红色经典翻拍最为成功的案例，在影院观众日益年轻的当下，传递出红色经典的正面价值。

　　19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改编开始浮现，新世纪之后一度成为影视剧生产的热点，但也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的成功提供了新的启示。

　　 红色经典的命名

　　红色经典的命名出现在1990年代，是对解放后部分优秀革命文艺作品的称谓，与199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浮现的红色怀旧有关。1996年夏天，《白毛女》、《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等经典剧目重新登上首都的演艺舞台，引发轰动效应，媒体用“红色经典火遍京城”来称呼这次文化事件。把解放后部分革命文艺作品指认为红色经典本身，一方面使得红色经典在市场化的新时代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红色文化成为新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红色经典既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资源，又是红色旅游、红色消费的文化指南。

　　1990年代初期，流行音乐中有用摇滚重唱革命歌曲的红歌翻唱，电影领域也出现了红色经典的翻拍。1992年第五代导演何群改编了刘流的抗战小说《烈火金刚》，1995年红色经典《敌后武工队》也重新被搬上荧屏。这些讲述革命英雄传奇故事的作品最先、也最容易改编为商业片。新世纪之初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000年）和《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的热映，民营文化资本突然意识到红色文化也能挣钱，红色题材影视剧遂成为投资热点。除了那些新创作的革命历史剧如《历史的天空》（2004年）、《亮剑》（2005年）、《狼毒花》（2007年）等之外，昔日的红色经典也被大量翻拍。改编红色经典的好处在于原作品认知度高，不需要做更多的宣传，而风险是如果改得太离谱，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把红色年代想象为“激情燃烧的岁月”，怀念那个时代的单纯、有信仰和追求理想主义，与人们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不满有关。

　　 几种常见的改编策略

　　红色经典改编的任务是把红色年代转化为消费主义时代的红色文化，把红色经典所携带的革命历史记忆“稀释”掉，一般会采取三种改编策略。

　　第一种是加入爱情戏。用“革命加爱情”来讲述红色故事，或者把红色经典中隐而不彰的爱情线索进一步放大。第二是增加传奇性、民间性。其实，传奇性在原有的红色经典也都存在，只是革命文艺用一套革命逻辑收编、改造民间传奇故事，而红色经典改编则重新把革命逻辑稀释为爱情、复仇和民间传奇。第三是给坏人、敌人增加人性，造成坏人不像坏人，坏人也不容易的印象。

　　这些爱情、传奇和人性化的策略一方面使得红色经典实现商业化转型，让当代的观众更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有的把红色经典改编为桃色经典、粉色经典。2004年电视剧版《林海雪原》登上荧屏，引发观众强烈不满，主要是因为该剧为了让杨子荣显得更有人性，不仅一出场给杨子荣安排的身份是伙夫，而且还给他增加了初恋情人，后来嫁给了土匪，生的儿子是座山雕的义子。这些离奇的情节完全破坏了观众对原来作品的印象。

　　一方面，这一轮红色文化的流行热潮完成了新的历史任务，就是使红色故事与改革时代的主流价值相融合。就像《亮剑》所塑造的李云龙式的泥腿子将军，被认为是最具有商业头脑的职业经理人，这样红色英雄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成功者就结合在一起。而如《暗算》、《潜伏》等谍战剧中的无名英雄，也成为白领职场的楷模，他们为了国家利益甘愿牺牲、为了革命信仰而甘愿潜伏。这种对理想、信仰、灵魂的固守和强调被作为一种职场的道德自律，这也正是这些谍战剧与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合的方式。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个时代的信仰和理想究竟是什么，有些创作者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把对信仰的忠贞建立在对信仰的中空化和抽象化之上。

　　 《智取威虎山》的文化启示

　　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几代共和国亲历者的文化记忆。其原版小说《林海雪原》的传奇故事更是广为流传，成为解放后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相比原有的红色经典改编，徐克版《智取威虎山》既没有增加爱情戏，也没有让土匪人性化，只是增加了故事的传奇性。可以说，徐克继承了红色经典改编的一些策略，但也做了很多创新。这部电影完成了双重任务，一是把红色经典改编为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实现红色经典的商业化转型，二是把红色经典与当下生活连接起来，让红色经典发挥着新的功能。

　　这部新版《智取威虎山》一开始，航拍镜头掠过夜幕下流光溢彩的纽约曼哈顿岛，留学美国刚刚在硅谷找到工作的孙子吉米，一个实现了美国梦的当代年轻人匆匆赶回中国，随之镜头剪辑到1946年中国东北，同样是航拍大全景中一望无垠的林海雪原，伴随着激昂的音乐，一支小分队要在天寒地冻的艰苦环境下完成剿匪任务，而剿匪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铲除土匪、拯救百姓，也是为了让吉米的爷爷栓子与被土匪绑架的母亲相见，让栓子一样的下一代过上没有战争的幸福生活。在原来的设想中徐克给《智取威虎山》里面的每个人物都加上个人的理想，比如高波希望当飞行员，但是突然有这样一场内战，所以他要投入到战斗当中，临时放弃自己个人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徐克是用一种个人主义、人性的逻辑来重新阐释了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

　　影片的结尾处，小分队奇袭座山雕老巢成功之后，杨子荣与少剑波在山顶汇合，远方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太阳，这一陌生而又熟悉的隐喻预示着新中国的曙光。这种借自然化风景来抒发情感的修辞方式，1980年代以来很少被使用。随后，电影结尾再次切换到现代场景，从纽约归来的孙子回到东北老家，当年的剿匪小分队和英雄杨子荣悉数“复活”，他们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这一家庭式的其乐融融的团圆场景，不仅实现了孙子对爷爷的认“祖”归根，更完成了当下中国与革命中国的无缝对接。显然，远道而来的徐克比很多内地电影人更懂得萃取红色经典的“正能量”。其在票房和口碑上的双重成功，也为红色经典的改编提供了新的启示。（作者 张慧瑜 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