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授因可能获蒋介石颁奖慌张：叫我如何见人

　　新文化的遗种，未名社的大将

　　台静农是一个喝着新文化乳汁长大的安徽农家孩子。1918年9月，16岁的台静农来到北大半工半读，在民间歌谣的研究和创作上颇有建树。

　　1925年，在鲁迅的鼓励下，台静农和几个同乡—起成立了“未名社”，着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先后在《莽原》周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弃婴》等小说，既白描出当时乡土百姓的困苦，又深层次揭露出民族的劣根性的一面，深受鲁迅好评。

　　1928年，台静农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193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香港作家刘以鬯后来就评价说：“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身为大学教授的台静农不仅丢掉饭碗，而且难以在北平容身。1935年8月，他南赴厦门大学，在临行之际，他大碗喝酒，盛赞老师沈尹默的书法，毫无沮丧之情。据说当天从日中喝到下午，面对前来送行的启功，他笑着说“麻醉啊!”

　　流寓川中，不改狂狷风格

　　抗战爆发后，台静农带着家眷辗转入川。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

　　在四川与师友诗酒往来，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偶遇陈独秀。这对于台静农实在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义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诗曰：“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

　　与信人君子交往，自然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1943年，重庆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顾颉刚撰写铭文。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拍案痛斥。他在《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便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据舒芜回忆，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斑。

　　老去空余渡海心，坐对斜阳看浮云

　　1946年，台静农浮海而东，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对于这片与祖国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台静农在感到隔膜之余，也不免有着在此传承文化的愿望，“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但他发现自己所思所想未免过于书生气，很快便只是安心教书以谋生自期了。他安然住在台大的宿舍里，对于好友要他购房安居的建议一笑置之，将自己的书斋名为“歇脚盦”。海岛潮湿的气候常常令身为北方人的他，烦躁不安，直言“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但等到台海间交通断绝，台静农发现归乡只怕是遥遥无期了。因为台大所在地叫做龙坡里，他便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龙坡丈室”，特地请自己的好友张大千书匾，还起了一个笔名叫做“龙坡小民”。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高压政治无处不在。据说一度在台静农的家门口对面，总会出现一些陌生人，摆下小木桌，做喝茶状，旁边不远处则停着一辆吉普车。处此艰难时世，台静农除了教书之外，不仅不谈论时事，而且绝口不谈鲁迅，每天只沉迷于翰墨之间。

　　台静农的父亲台佛岑酷爱书法，很早就指导台静农练习书法。走上社会后，台静农又参加“圆台印社”，对于行书和篆刻有所涉猎。后来入川教书，在沈尹默的指导下开始临写古帖，对于倪元璐的书法很感喜爱，认为他的字“格调生新”，让人“心折”。在渡海之前，书法大抵是业余时间的笔墨游戏而已。但此时除了教书之外，他既不能重拾创作，撰写学术论文也是格禁甚多，只能终日枯坐读书，加上家人间又有一些矛盾，心情郁闷、惆怅可以想见，“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

　　“诗必穷而后工”，书法也必然要能倾注书者的情感方为佳作。台静农苦习倪字，而后又各体兼姿，背后都有难以排遣的情绪气质在。所以他不以书家自期，却最终在暮年以书法大家而重新出名。1982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其举办首次个人书法展，结果轰动全台。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启功说他的书法，“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错错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同为书家，启功更察觉到台静农书法背后的那种气质，他说，台先生“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生，而有这等虎虎有生气的字迹。”最后判定，“猛志固常在，又岂止陶渊明呢？”一位评论家直言，台静农的书法，“在点、捺、撇画中，流露出生命的墨泪斑驳与如刀的剑戟锋芒”，“是他与时代挣扎的结果”。

　　沉醉书法使台静农获得心境的平和，但对于一位以乡土小说扬名文坛的作家而言，台静农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故土。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的淮之珍教授，联曰：“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

　　1989年底，87岁高龄的台静农被确诊患上食道癌。他思乡之心更加迫切，他在一篇序言中无限怅惘地写道：“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叶落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在卧病中，他曾经在电话中大声对启功喊：“你快来看我吧，再不来，就看不到了!”启功强压悲痛说：“台湾不让我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的。”不成想，这两位老友终生不再相见，电话问候成为永诀。

　　1990年，卧病的台静农对于大陆亲人的返乡邀请，叹息说：“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在去世前，面对来探问的友人他以诗相赠，是为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大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在台大医院溘然长眠，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