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朱德发明十六字诀游击战术

　　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

　　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余人的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