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连发“四问”：2017中国经济怎么干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济日报1月4日至7日连续四天在“新年经济展望”专栏刊发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持续深化》、《农民增收势头如何继续保持》、《振兴实体经济靠什么》、《房地产市场如何健康发展》的述评文章，对这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分析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持续深化
1月3日，四川遂宁市的川中油气矿区块龙王庙组特大型气藏工人正在巡检。数据显示，2016年，川中油气矿区块天然气累计产量达100亿立方米，可满足4000万户居民一年日常生活用气需要。在天然气供给方面，我国初步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供应”的供气格局。钟 敏摄
在刚刚过去的“攻坚之年”里，我们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2017年，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
新的一年，成绩需要巩固，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决。
去产能方面，2016年，我国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目标任务均提前超额完成。然而，按照“十三五”的目标设定，后续4年的去产能依然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受各种因素影响，近期煤炭和钢铁价格均有相当幅度的回升，但去产能的决心不能动摇。
2017年，在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去产能还可能“扩围”到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表示，2017年是去产能的攻坚年，要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统筹处理好去产能与稳定供应、优化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科学精准、有序有效去产能，并对任务完成情况严格验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真去真退。在财政方面，财政部将继续支持做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对职工安置困难较大和财政收支压力大的地区，加大专项奖补资金和就业专项资金倾斜力度。安排补助资金，支持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在金融政策上，从2016年底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问题的若干意见》来看，将加大对兼并重组钢铁煤炭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严控违规新增钢铁煤炭产能的信贷投放。此外，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审计署将跟踪检查过剩行业去产能、重点地区房地产去库存、重点企业去杠杆。
从重点地区来看，去产能工作也将持续推进。例如，2017年河北省去产能不减量，将压减炼铁产能1714万吨、炼钢产能1986万吨。陕西省将以化解企业债务负担和调整结构增加新供给作为工作重点，并深入细致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去库存方面，2017年将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将去库存与促进一亿农业人口市民化、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住房租赁市场等更好地结合起来。例如，2017年住建部将继续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安排600万套棚改任务，确保完成棚改三年计划，并进一步做好公租房工作，推进公积金体制改革。
去杠杆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债转股将继续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上深入，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降低企业杠杆，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降成本方面，2017年，我国将继续落实和完善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有效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同时，深化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
统筹推进五大任务，既要去旧又要育新。
在补短板方面，不是简单增加投资，而是切实从满足需要出发，增加有效供给。2017年将切实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加大对脱贫攻坚、公共服务、创新能力、生态文明、软硬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
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例，2017年将努力促进“城市病”治理，新开工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加快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持续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加快推动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大力推进雾霾治理，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十项工程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抓谋划、抓统筹、抓落实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增强定力,乘势而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丽)
农民增收势头如何继续保持
“改得对不对，市场说了算;改不改得动，农民说了算。”农民增收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支撑农民增收的务农、务工这两大传统动力逐渐减弱，使得农民收入增速虽仍高于城镇居民，但增速明显放缓。由此来看，今年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节点，如果处理不好，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势头可能逆转。
一方面，玉米等部分农产品出现阶段性的产大于需，导致农产品价格总体疲软。由于进口压力大、粮食库存多等，国家取消了长期实行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更多发挥市场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了对价格的直接干预力度，短期内对部分种粮农民的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从2013年起，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去年起，农民工数量和工资水平的增速都在下降，制约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速。据有关部门预测，这种情况今后一段时间有可能还会持续。
过去的12年间，农民收入实现了连续快速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虽然增幅总体仍然高于城镇居民，但较往年已经明显放缓，为近12年来最低，也是近12年来首次没有高于GDP增幅。预计今年多数农产品价格仍将低位运行，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要小康，关键看“钱袋子”。从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要素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劳动力输出省份农民增收主要支撑;转移性收入与政府对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密不可分;财产性收入离不开深化改革，需要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
如何确保增收势头不减弱?也要从以上四大要素来开药方。新的一年，要围绕农业提质增效强基础、农民就业创业拓渠道、农村改革赋权增活力、农村社会保障固基本，着力挖掘经营性收入增长潜力，稳住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释放财产性收入增长红利，拓展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才能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在挖掘增收潜力方面做出了多项创新的部署。综合财政、金融、社保等政策支持农民创业创新，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450万人，增加了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推进农业补贴政策转型，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重点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农民并不只从事种植养殖，增收不能只盯着种地养猪。稳固传统动力之外，要增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质量型增收。从国际经验看，日韩等国为提高农民收入，均从延伸农业产业链、发挥农业多功能等方面寻找农业发展道路。今年，将通过要素和制度创新，让农业前后延伸、左右拓展，与加工流通、休闲旅游和电子商务等跨界融合、协同发展。支持各类主体下乡与农民密切利益联结，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业是集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于一身的特殊产业。稳固传统动力之外，要增强农民收入的抗风险性。农业保险是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传统农业保险主要是低保障水平的成本保险，着眼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已不能适应现代规模经营的需要。为了同时应对价格风险和产量风险，要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保障体系，开发收入保险，从覆盖直接物化成本逐步实现覆盖完全成本。目前，保监会和农业部已启动这项工作。
农民区别于工人的重要方面是拥有农村“三块地”。稳固传统动力之外，还要培育财产性增收这一新动能。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较低，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农村大量的集体土地资源还没有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也没有被激活。新年伊始，农业部宣布将用5年时间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今后，随着农村产权市场不断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很大增长空间。
2017年，应紧紧把握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目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充分释放农村改革的增收红利，加快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继续推进脱贫攻坚，让亿万农民收获稳稳的幸福。(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振兴实体经济靠什么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浦东将瞄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进一步优化电子信息、汽车、成套设备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民用航空等“三大三新”制造业格局。
这意味着，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浦东新区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深厚基础上，正在加速补上制造业发展的短板，力争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实体经济的振兴。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方向，事关国民经济整体的平稳与健康发展的全局。一个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须充分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随着传统竞争优势的衰减，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稍显疲软。这一局面如果不扭转，将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例如，作为吸纳就业的主战场，实体经济疲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又如，实体经济与许多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实体经济搞不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
进一步看，我国正在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些新动能，有许多本身就蕴藏在实体经济发展中，需要通过改造提升实体经济，激活潜力后劲;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也需要依托实体经济，生存才有载体，发展才有空间。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本义也是要解决实体经济多年发展中沉积的矛盾和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供给效率，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振兴实体经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土地等资源价款的攀升，有着“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制造，正在加速丧失传统优势，许多传统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美国正在雄心勃勃地谋划重振制造业，放言要让“美国制造”重新攻占美国和全球市场。这些外部冲击也倒逼着我国必须加速推动实体经济的振兴。否则，我国不仅一些新兴制造业领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赶超，在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也将丧失竞争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7年，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这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是极大鼓舞和坚定了企业坚守实业、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振兴实体经济，要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有着竞争和替代关系。如果各种要素短期内过多流向虚拟经济，就会导致实体经济投入不足、竞争力减弱。从另一个角度看，与虚拟经济相比，发展实体经济往往成本投入更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更需要得到重视和支持。而且，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也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要使不同行业在充分竞争中均衡获益，避免个别行业出现暴利，过度挤占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这就需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加快构建促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既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也要为实体经济的振兴提供增长动力。
在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者关系的同时，还必须从实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存量矛盾，特别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实体经济多年积累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等存量矛盾和问题解决好，使实体经济轻装上阵，逐渐焕发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二是要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努力改变实体经济面临的生产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低等特点，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效益，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升级需求。
三是要倡导和培育“工匠精神”，构建弘扬工匠精神的良好体制和机制，在产业发展上形成有利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产业发展环境，最终形成尊重技工、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
四是要树立起品牌意识，培育更多“百年老店”，使品牌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同，努力打造世界级品牌，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当然，要振兴实体经济，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落在改革创新上，特别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流通成本等。同时要深化国企改革，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使中小微企业能够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升实体经济微观主体的发展能力。(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房地产市场如何健康发展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房地产市场出现较大变化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明显上涨。除了深圳、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之外，南京、苏州、合肥、厦门等热点二线城市也变化颇大，无论是楼市价格的快速上涨，还是土地市场的疯狂，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2016年也是调控措施出台较为频密的一年。国庆节前后，有20余个城市先后集中出台调控措施。到目前为止，调控成效初步显现，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
楼市的过快上涨，抑或快速下滑，都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既要防止房地产泡沫，也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房地产市场自身矛盾并没有解决，泡沫还在积累，热点城市周边，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环北京地区，部分城市潜在风险也在增加。还有一些城市随着市场回暖，销售加快，供求关系快速变化，相关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房价上涨明显，投资投机性购房炒高了房价，积累了风险，违背了住房的居住属性，也影响了自住购房需求。应该明确，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资金的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会导致房地产风险进一步积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当前，城市间分化严重，城市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同时，市场的情况也可能瞬息万变，如果情况变化时相关政策调整不及时，可能导致市场出现重大变化。地方政府对楼市调控负主体责任，在出台调控政策时，应该做到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加强监控，提高调控的精准度。
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调控措施在当前形势下必不可少，然而调控是行政手段，面对市场波动时会出现不适应的状况，房地产发展仍然面临深层次的顽疾亟待解决，建立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迫在眉睫。在金融方面，要进一步建立稳健中性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应全面理顺各环节的税率，引导购房者理性购房和合理持有，以及合理税负、活跃交易，促进流转，促进住房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土地政策方面，土地供应管理应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努力开源、稳流、优结构、降成本、增弹性。
完善房地产领域自身的长效机制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配套改革，才能推动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建立。
同时，应该加快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立法，推进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努力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让租赁在解决住有所居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坚决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2016年，也是城市间分化继续加剧的一年。尽管楼市去库存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还有相当数量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处于较长的去库存过程中。当前，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去库存任务依然严峻，个别地方出现项目烂尾、企业资金断链等情形。展望2017年，应该继续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房地产去库存。紧密结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继续通过鼓励农民工和农民等群体在城镇购房，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等多途径化解库存，鼓励地方出台去库存的有效政策措施。(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