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潘际銮：“过时”执着的老院士

　　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实习生 朱文晓 陈嘉玲 　　

　　北京清华大学宿舍荷清苑住宅楼内，有一个普通得甚至有点简陋的家：积灰的家具把整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沙发罩随意地用两只别针固定在靠背上，几个行李箱堆在客厅正中，主人喝水的杯子，就是一只原本装速溶咖啡粉的玻璃杯。 　　

　　外人只有看到被随手撂在茶几上的《院士春秋》等“大部头”、院士集体照，才能大概猜到，这家主人，有点来头。 　　

　　主人是位87岁的老人，他叫潘际銮，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实用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融入亿万国人生活的高铁也和这位老人有密切关系——他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那一年，他已经年过八旬。 　　

　　1951年，当潘际銮投入新中国从零开始的焊接事业时，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太太李世豫写来一封不乏怨艾的信：“周边的人笑话我说：‘你男朋友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吗？’” 　　

　　53年过去，潘际銮筹建了清华大学焊接专业，为中国焊接事业攻坚克难，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里，“潘际銮”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 　　

　　但这位老人对自己过去的成绩毫无谈兴，谈及手头的两个尚未攻克的“世界难题”，他才来了精神：一是中国核电站的制造工程，焊接是核电站实现绝对密封、绝对可靠的关键；二是“高超超临界”煤电工程，如果能成功地把火电高炉的燃烧温度从600℃提高到700℃，一座总装机容量600万千瓦级的火电站一年能节省5000万吨煤。“想解决这些问题。” 　　

　　让潘际銮兴奋的另外一个话题，是教育。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1944级生，目前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和其他高校以“位尊年长”为推选标准有异，在西南联大，这位院士其实不算“出类拔萃”——这所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大学，在抗战硝烟与动荡中办学仅8年，在这里任教的既有陈寅恪、朱自清、冯友兰等文科大师，也有吴大猷、叶企孙、华罗庚、吴有训、曾昭抡等理工科大师；培养出两院院士166人；诺贝尔奖获得者2人；“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8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4人…… 　　

　　“校友选我是因为我年轻、能干活！”潘际銮哈哈大笑。这位世界级焊接权威，把QQ、微博、微信用得无比熟练，他不仅是西南联大的铁杆粉丝，更尝试着把西南联大的学术精神和自己的教育实践“焊接”在一起。“宽严并济、自由创新的精神，是西南联大的魂，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说起当下纷纷扰扰的学术“热闹”，他只说：“我是个‘过时’的科学家，对那些不感兴趣。” 　　

　　 院士的平淡生活 　　

　　“我的看法对不对，你听一下？”这是潘际銮的开场白。 　　

　　到潘际銮家拜访，刚到7楼，电梯门打开，记者惊讶地发现，潘老已站在家门外迎客。这位近一米八的老人，略略弯下腰板，笑眯眯地伸出手相握，温暖、谦逊，“欢迎欢迎！”采访完毕，他又偕夫人将记者送出门外，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刹那，还能看到夫妻两人笑眯眯地挥手告别。 　　

　　璀璨的院士光环，潘际銮已经“戴”了34年，但他眼里，这光环仅等同于“老中医”。“他们愿意来找我解决问题，和病人找医生看病是一个道理。信任我、挂我的‘号’，我就尽力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比如说核电站新出一套设备，有关部门会打电话来问我，‘潘院士，您觉得安全程度行不行？’我看了，说‘行’，他们就比较放心，人家看中的是我经验丰富，仅此而已。” 　　

　　潘际銮的生活也和繁华绝缘。每天上午8时30分，在家吃完老伴儿准备的早餐，他就蹬着电动自行车，一阵风般飞驰十多分钟，到清华大学焊接馆上班，带着20多人的团队干活；傍晚6时，他又蹬着自行车回家，老伴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晚上上网、回回邮件，一天便过去了。电动车是他80大寿时一位学生孝敬的“舶来品”，他很喜欢，还常常载着比他小4岁的太太飞驰去菜场，“直到后来出了点小事故，别人说你别这样，两个80多岁的老人，出了事不好办。”他才停止“载客”生涯，现在老伴儿买菜便坐公交车。 　

　　不过最近他有点犯愁，车子用了7年，电池老化快报废了，却配不到新电池。“一个学生说可以帮我改装一块电池，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如果车子坏了，潘际銮就得步行1个半小时上下班，“毕竟年纪大了，有点走不动。” 　　

　　“您是院士，难道不配专车？”记者不禁诧异，要知道，明文规定，院士参考副部级待遇！ 　　

　　“清华有五六十位院士，大家都是这样、没车。”潘际銮说。 　　

　　潘际銮也有过专车。当年在南昌大学担任校长10年期间，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蓝鸟”跟着他。下属们劝他换辆好点的车，“您是我们的校长，出去是学校的代言人。”他不听，觉得没必要。10年届满离开南昌，那辆“蓝鸟”也正式报废，他又过回了自行车上下班的日子，“没啥不习惯。” 　　

　　院士的收入有多高？潘际銮说：“万把元一个月，比我老伴儿高——她是北大的退休教授，退休金5000元/月。”当听说社会上不少“金领”年薪百万时，潘际銮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么多啊！”并不羡慕。确实，在他家里，最贵的也就是两台台式电脑，他一台、老伴儿一台，其他要花钱的地方，不多。 　　　

　　 痴迷联大的“宽严并济，自由创新” 　　

　　随着年纪渐长，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对于已经当了34年的中科院院士，他没啥谈兴，他最喜欢和徒子徒孙们“叨”的，是他的西南联大。 　　

　　谈起西南联大，他的话匣子关不住，“我是当年的会考状元，一进联大就当头一棒，最喜欢的课程期中考试却不及格，五雷轰顶。” 　　

　　这门“普通物理”由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教授讲课。霍教授是我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上课风度儒雅，同学们有什么问题，他都很耐心地解答。霍教授上课的教材是《达夫物理》，但讲授的理论知识很前沿，常常一边讲课，一边和学生讨论自然现象及它背后蕴涵的科学原理、哲理。潘际銮中学时是物理尖子，大学会考又是云南省状元，对这门物理当然很有信心，没想到首次期中考试，他竟然不及格！要知道，这一门课是基础课程，如果考试不及格，联大没有补考而必须重修，重修通过后才能学后面的课程，相当于留级一年。 　　

　　年轻的潘际銮静下心来分析：原来，联大的考试与以往的中小学考试有很大不同，考试内容不仅限于课堂内容、也不限于平时的习题，但凡涉及这门学科的内容，都要考！潘际銮找来了和“普通物理”相关的所有参考书，埋头苦读，融会贯通，终于“学活”了这门课，在期末考试中顺利过关。“联大‘逼’出了我的自学、治学能力，受益终身。” 　　

　　潘际銮认为，宽严并济、自由创新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 　　

　　宽松的环境。联大学生实行选修制，一个学期最少修16个学分，最多修32个学分，松紧由人；一门课好几个老师开，风格各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可以自由转系，甚至休学暂停学业，因此，同一年入读的学生，往往有3年就毕业、有8年才毕业。 　　

　　学得好的学生，甚至不来上课老师也不会怪罪。潘际銮曾有一门课自学得当，很少上课分数也很高，老师点名时发现他不在，“这个学生成绩这么好，怎么没来上课？！”但期末打分，老师一样给了高分。 　　

　　严谨的治学。联大没有补考，不及格就重修，基础课程不通过就不能学习下一阶段的课程。但老师们却没有因此而“放水”，一方面要求高，学生得融会贯通相关领域的许多知识，活学活用；一方面打分严，许多课程的不合格率高达1/3。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希季，也曾经因为拉计算尺（电子计算器的前身）弄错了一位，在机械系的刘仙洲老师手下得了零分，王希季说：“他的严格，对我们学工程的非常有教育意义——不能丝毫疏忽或大意。后来我从事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很得益于刘仙洲先生。”

　　联大当年学习环境简陋，校图书馆仅有200个座位，为了读书，潘际銮、汪曾祺等人常常就抱着一沓书，去校门外的茶馆里买一杯茶，从早读到晚。当时甚至上课的桌椅设备也不齐全，上课去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每次上课钟声响后，就会看到男男女女满院奔跑去抢座位，一旦抢不到座位就只能站着听课、记笔记。 　　

　　联大8年，学生入读8000多人，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除了抗日、革命、因故休学的同学，不少人就是过不了关而拿不到毕业证。但就在这3000多人中，出了100多名院士、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教育的焊接 　　

　　潘际銮痴迷联大，也努力将联大的治学精神“焊接”到教育实践中。 　　

　　1993年，潘际銮应桑梓之邀，担任江西省南昌大学校长，当时江西是个“三无省”——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潘际銮是去“救火”的。时任江西省长吴官正向外表态：“我不懂教育，一切问题听潘校长的。”压力，都在这位当时已经65岁的老人身上。 　　

　　潘际銮和老伴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他看到傍晚校园里，南大学生学风涣散，忙于跳舞、打桌球、谈恋爱，考试“60分万岁”，这位性格随和的老院士显出了“牛脾气”：他要把联大的治学引进来，彻底改变南大的学风。 　　

　　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这些当年让国内高校同行瞠目的制度，有浓厚的联大烙印：对各学期未修满规定学分数60%的学生，要求缴纳全部培养费，并跟班试读一次，仍未修满学分数60%以上者，予以退学；对公费生和自费生实行滚动竞争，学习不好的公费生可能转为自费生，而学习好的自费生则可以转为公费生。“教育就像一个人游泳，只要能游到对岸就行，谁来游、什么姿势都可以，这样才能出人才。” 　　

　　很快，南昌大学学风陡转。1996年，南昌大学“211”预审通过；2002年，南昌大学不仅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大学，还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由教育部与江西省共建的大学。 　　

　　狠抓教学和科研的同时，潘际銮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有人觉得潘际銮“傻”，他说，“我知道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教授治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教授的学术思想来办教育，因为教授就是个学者，对教育很了解，学校应该怎么办他们很了解。教授治校的目的不是教授要权力，而是保证学校能按教育规定办下去，教育思想能贯彻到整个过程中。” 　　

　　南大10年，潘际銮亲近的学生和下属也没有跟着“沾光”、得到“实惠”。 　　

　　学生张华在南大任教，并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直至潘卸任、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对名利不敏感，对学术界“怪现象”旗帜鲜明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用这句话来形容院士评选并无不当。2010年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工作报告中坦言，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干扰有所增加，如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以及“集成、包装”现象等。 　　

　　对于这些纷扰，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潘际銮说，自己是“后知后觉”的。“当年就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时至今日， 他既没有行政头衔，也没有秘书。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对好处不敏感的潘际銮，对于“涌”到眼前的学术界一些“怪现象”，则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态度，“得罪了不少人”。 　　

　　“SCI写不出《红楼梦》！” 　　

　　对于目前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以SCI论文发表篇数作为考评老师和科学研究者的方式，他不以为然。 　　

　　“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培育杂交水稻，6年没有出成果，更没有写几篇论文，还不是一样养活了几亿人？” 　　

　　潘际銮回忆，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呼吁不能“唯SCI”。“若干年以前，中国还不知道有SCI这个事，南京大学统计了一个SCI，说自己‘全国第一’。这下清华北大不就着急了吗？你难道就走到我前头去了？清华大学马上出来一个政策，每人都要求出两篇SCI论文，出一篇奖励8000元，所以清华的排名一下子就上来了。现在我们的报纸都在宣传，说我们国家的SCI论文已经世界第一、超过德国。但是技术上，我们好多技术还是从德国买回来的，论文超了德国有什么用？真正的还是要看你的创新能力和实力。这都是浮躁情绪。” 　　

　　对于自己手下学生和老师头顶上悬着的SCI“达摩克利斯之剑”，潘际銮有些无奈，“我只能说，你们不要看重论文，要看成果和你的工作成效。但是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不写论文我毕不了业呀’。老师也很苦，论文出不来就提不了职。你有什么办法？现在要他们静下来写一本著作、搞一个大成果，这不太容易啊。所以我提倡两句话：‘谦逊治学，宁静致远’。安安心心地研究学问，才能走得很远。没有这两点，中国小成果可以出，很难出大人才。对吧？” 　　

　　“我喊了10年，没用。现在还是SCI称王，所以我说，我过时了。” 　　

　　对于评选院士的怪现象，潘际銮也不大关心，但对于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当年“冲刺”院士一事，他是院士中少有的公开发声者。“我们都是学者，明白谁也不可能两年时间写两本专著。” 　　

　　2007年，潘际銮最后一次参与增选院士的投票（2009年因年满80岁成为资深院士，不再参与投票），张曙光那一年恰好第一次“冲击”院士头衔，以在职博士的身份成为候选人。“这个是很罕见的，你博士还没有毕业，说明你还不具备博士水平，你怎么能够来选院士呢？”潘际銮印象很深刻。 　　

　　院士大会投票期间，针对张曙光所提交的学术成果是真是假，院士们争议很大。潘际銮说，当时，不少院士的疑惑是：他平时抓工程那么忙，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写专著？

　　“我们又提出，能不能把草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最后，稿子也没能拿出来，大家心里就明白：这不是张曙光自己写的。”潘际銮回忆，这个要求最终没有得到张曙光本人的回应。最终，张曙光冲刺院士头衔告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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