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转身：江南案让其决心推动民主改革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
政治如同颜料盘，在其涂抹之下，政治领袖的面孔往往模糊不清。所幸有人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蒋经国传》作者陶涵(Jay Taylor)就是其中一位。
关于蒋经国这样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目前的传记有两个知名版本，一是1980年问世的江南所著《蒋经国传》， 二是2000年出版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前者之所以闻名世界，并非书稿本身，更多是由于江南(刘宜良)写就此书后遭到政治暗杀的事件；而后者，则被公认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
陶涵曾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上世纪60年代曾就职于台北美国“大使馆”，中美建交后，转赴北京，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政治参事。如今，陶涵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陶涵著《蒋经国传》，秉承史学界传记写作的严谨态度，避免合理想象和主观臆断，以田野调查和史料考证作为叙事基础。他曾多次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和赣州等地，采访了160多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门生故旧。写作历时3年之久，其中一半以上时间都用于资料搜集和准备上。
而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陶涵精研中国事务、通晓中外历史，这一背景有助于避免外国人撰写中国题材所容易犯下的“浅尝辄止”“隔靴搔痒”的毛病。
陶涵所著《蒋经国传》2002年曾落地大陆，内容有大幅删节。近日，华文天下出版社重新引进了这版图书，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书中附有80余幅蒋经国生平图片，都是国内首次发表。
对此，陶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欣慰之至”。
正如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中国大陆的评价如今更加客观、平实。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他的百转千回的命局、他的思想跌宕与智慧觉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天命般的选择，至今仍然影响着台湾、大陆，以及两岸关系。
第一次选择：去苏联
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终于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前往苏联留学。
就在之前不久爆发的五卅惨案中，刚在上海升入中学的热血少年蒋经国，带领着同学参加了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同时也被认为是镇压群众的幕后黑手。他决定把这个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的儿子送到北京念书，置于好友吴稚晖的管教之下。
但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经深种于蒋经国心中，他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日后成为坚定反共分子的吴稚晖当时只是笑着表示：“你去试试也好。”蒋经国通过他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诚惶诚恐地将这个意图秉告了蒋介石，被蒋斥为“朽木不可雕也”。
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放行了。他在日记中简单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
为什么蒋介石会允许儿子投奔他所质疑的莫斯科？多年后，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如此告诉陶涵：“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在“联俄联共”政策之下，蒋介石认定苏联的物资援助对北伐依然至关重要。此外，当时他依然相信，“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给奇·伊利扎洛夫同志，是学校里的学生领袖、积极分子、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和邓小平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笃。
而此时，在中国国内，国共在合作3年多之后，在1927年分道扬镳，共产党员被追捕杀害。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
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
几天后，《消息报》又刊登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了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中，绝口不提。他默然接受官方给出的解释—身在“敌营”中的儿子，是被迫发表如此大逆不道的声明。
陶涵采访的一些蒋家故交认为，蒋介石在实施清共行动前，为保密无法提前告知儿子令其自保，为此他多少感到内疚。
几乎与此同时，在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放逐中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找蒋经国谈话，劝告他放弃亲托洛茨基的信念和活动。
没有任何征兆，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一年之中，蒋经国面临两次重大抉择，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深刻反映了他性格当中“识实务”的一面。
从共产主义信徒到“老蒋”的左膀右臂
作为政治领袖的儿子，蒋经国的命运注定被政治缠绕。
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2年。从军校毕业后，他被派到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一家大型机械厂里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在那里，他和17岁的金发女郎、腼腆羞涩的苏联姑娘芳娜结了婚。
随着国共两党再次构建合作，他的回国问题被摆上了台面。
事实上，在国共反目期间，周恩来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在肯定蒋经国批判父亲的行为的同时，周恩来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显然，周恩来预见到将来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并认为蒋经国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间里，蒋经国数次被斯大林召见。两人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一些事实多少说明蒋经国当时的心迹—1936年11月16日，他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乘坐苏联货轮回国。
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陪伴他们回国。途中，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莫斯科的中共党部发了一封电报：“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蒋经国于1937年4月19日抵达杭州，回到了阔别整整12年的祖国。
父子终于见面之时，父子情和中国传统孝道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杭州国民政府主席别馆的大门一关上，蒋经国便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奉老蒋之命，回到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恶补中国文化。
年轻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留苏12年的经历，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他以苏联式的组织培训机制，改革国民党干部体系；经济上采取的决策措施，也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
左派的草根气息伴随蒋经国一生。和他不苟言笑、矜持严肃、生活奢华的父亲性格迥异，蒋经国个性随和亲善，终日挂着笑脸，乃至在出任要职后曾被父亲告诫要“矜持自恃”。他一生节俭，极度清廉，在他逝世之时，名下甚至没有一处房产。
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在戴笠手下担任要员的文强少将接受他访问时回忆说，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通过戴笠指示文强，每个月找蒋经国谈话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姻亲宋子文等人。文强经常劝诫他，放弃“左派”语言，避免赞颂苏联的成就。
回国后的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
蒋介石一生几乎从未信任过任何人，除了夫人宋美龄与儿子蒋经国。目睹蒋经国在赣南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之后，蒋介石安排他立足于情治系统，一步步实现了对政权的掌控。
美丽岛和江南事件
蒋经国的转身始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期在风雨飘摇之际巩固国民党统治。蒋经国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中共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由此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这只是台湾官方提供的估算数据。事实上，死刑案的档案早已被销毁，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查证。
蒋经国对此难辞其咎。这段历史在他的履历上如此浓重，以至于曾当过政治犯的李敖这样点评他的一生功过：“蒋经国辣手摧花40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不管怎么说，一个“辣手摧花”的人，为何最后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蒋经国越来越感到本土人士要求参政、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美国因素的催化之下显得更为巨大。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年迈体衰的蒋介石已躲进象牙塔中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小蒋手中。
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纠正官僚作风，开会限定在40分钟以内。“别人一罗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还公布了公务员“十诫”，制止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风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和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为纪念世界人权日，申请集会，未获允许，决定不理会禁令照计划进行。
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升后来接受陶涵采访时说，蒋经国当时指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
当晚的集会中，数千名民众的情绪被演讲者煽动至高度兴奋，一些人开始攻击宪兵和附近的警察。共有183名警察、92名示威群众受伤。
蒋经国的“软弱”让他在国民党内“饱受批评”。第二天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许多改革派人士被解职。在巨大压力之下，他决定大举镇压反对派人士，逮捕美丽岛集团骨干分子。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将蒋经国置于内外交困之中。
而几年后发生的暗杀江南事件，更是一拳击中了蒋经国的软肋，使他彻底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联帮分子枪杀。之前，这位身份复杂的作家刚刚完成《蒋经国传》的写作，书中对蒋经国多有毁谤之辞。
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杀手陈启礼、吴敦以及军情局长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告终。蒋孝武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
蒋经国最亲密的部下李焕告诉陶涵，江南案让蒋经国看到，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已长成如此怪物，这让他“充满无力感”。随即，蒋经国大举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并禁止其在美国秘密活动。他还指示李焕，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告诉部下，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
最后的华丽转身
这时的蒋经国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预感时日无多，他决定在天年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加速完成改革。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后来告诉陶涵，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听到这一消息，蒋经国只是点点头。在核心层的会议上，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不打算对民进党采取行动，引起党内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弹，甚至有人写下血书，要求政府逮捕“叛乱分子”。对此，蒋经国对追随他多年的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党禁报禁解除；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草案，本土力量参与台湾政治的时代由此开启。
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了“行宪纪念大会”。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欢迎声中，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高喊抗议口号—台湾政治第一次如此宽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