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浩民：给被讹诈者颁“委屈奖”能否扶起正义

　　2015年8月22日，四川达州，3名曾在2013年因扶老人被讹诈为“撞倒”的孩子获得5000元奖励。在公安分局办公室，3名扶人的小孩和两名办案民警分别获得了由民间基金提供的“好人”奖励现金。(光明网8月25日)

　　“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这样的事件频频发生，既让主动做好事的人感到心凉和委屈，也给社会来了一种“世风日下”、“好人难当”的“负能量”。如今，扶人者不仅得到正名，还被颁发“委屈奖”，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奖励。可以说，颁发这样的奖励，不仅让做好事的人感受到社会的肯定，也向世人证明“好人必有好报”，对传播社会“正能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思考，颁发“委屈奖”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讹诈问题？给予受害者物质奖励，能否把“摔倒”的正义真正扶起来？

　　事实上，“委屈奖”一词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乌鲁木齐一公交司机因“打不还手”，公司给他颁发了2000元“委屈奖”；武汉一环卫女工在制止车窗抛物的陋习时，被一坐在宝马车里的男子连扇两耳光，随后，武汉城管委向这名女工颁发了1000元“委屈奖”。说到底，“委屈奖”本质上就是给予遭受委屈的人一定的慰藉，而这仅仅只是为了缓和事态，避免矛盾激化的一种措施，其并没有起到任何惩治肇事者的作用，也不能代替受害者依法维权，更不能震慑违法者，从根本上杜绝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颁发“委屈奖”虽然对受害者有一定帮助，但并不能代替依法维护公平正义。老人摔倒讹诈他人，违反的不仅仅只是道德，通过给予物质奖励让被讹诈的受害者感到“不委屈”，实在是有些“委曲求全”。如果只安慰受害者，而不研究如何惩治违法者，只会纵容和迁就违法行为，不仅无法从实质上解决讹诈问题，而且有违法制精神，与法治社会讲究之“法律至上”、“规则至上”、“契约至上”等宗旨相悖，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道德建设还需法治护航。要真正让好人不再委屈，除了需要社会各界关爱、肯定和支持助人为乐行为，给予助人为乐者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还必须建立健全保护助人为乐行为的长效机制，给扶人者法律保障，彻底让好人打消行善顾虑。同时，司法部门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谨慎处理此类事件，切不可主观臆断，甚至凭借生活经验作为判决依据。再者，要明确对讹诈行为的处理办法，落实追责措施，让诬陷他人者受到法律制裁，以法治之剑震慑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