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香港被澳门部分超越：任性只会给自己添堵
香港市民手举国旗和区旗欢庆节日。（资料照片）
游人如织的大三巴牌坊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表示，如果对“一国两制”的把握和落实出现偏差，就会出现“左脚穿着右脚的鞋——错打错处来”的状况。这段话是在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上说的，但跟香港当下的情境也若合符节。
同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曾是澳门的“大哥”。回归前，澳门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政治废弛，治安很糟，比起早已跻身“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差了不是一点半点。而现在，澳门在不少方面已经跑到了香港前面。
回归后的澳门，经济成长率只能用“惊人”来形容，2010年高达27%，2011年20%，这两年稍微放缓了点，平均也超过10%。更难得的是，澳门社会安定祥和，特区政府施政高效顺畅，居民幸福感很强。内地人去澳门旅游，能真切感受到当地人的随和热情。
香港回归后经济其实也很不错（无需和澳门比，澳门经济是不可复制的）， 2004年到2011年的经济平均成长达到5%，是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今天的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远高于回归前，民主化程度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些年，香港社会的政治化比较严重，反对派政党有点像台湾绿营，什么政策都反对，经常一反就把问题扯到内地身上。比如特区政府要开发新界，多建房子给市民住，反对派就说，这是要建“深圳后花园”，为内地人造的……不久前刚刚被清场的“占中”，堪称政治对立的大爆发，反对派和激进势力为了争取违法的政改诉求，将多条交通要道霸占了近80天。
简言之，同样是中国“一国两制”的试验田，香港和澳门其实都结出了很丰盛的果实。尤其是香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17年就要实现特首普选，那将是里程碑式的进步。可是，澳门人乐观知足，心怀感激；香港却显得有点叛逆，有点抗拒。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表面上看，是因为香港有顽固的反对派政党不断抗议和捣乱。但往深了追究，如果没有社会土壤，政客也兴不起风浪。所以根本原因还在于，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落实出现了偏差——右脚的鞋之所以穿错，只因左脚穿错在先。
以“占中”为例，整个运动的本质就是挑战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占中”的核心诉求，是特首候选人用“公民提名”方式产生，而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应由“提名委员会”产生。“占中”者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政改决定，无视这一决定对香港所具的法律效力，等同于挑战国家权力。
香港一些人竟然说，中央不应插手香港的政改。这种论调若非有意扭曲，就是出于对“一国两制”的无知。中央为什么要管香港政改？这是因为中央通过基本法已经规定，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地方，无权自行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也无权确定政治制度的修改问题，而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中央，这是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决定的，是香港在中国宪政体制下的法律地位所决定。
那些公然违反基本法、挑战国家权力的行动和论调，居然还能煽动部分港人，说明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知出现了问题。一段时间以来，香港一些人片面强调“两制”，却忽略甚至抵制“一国”，才会导致今天的局面。
香港首富李嘉诚年初曾说，香港是“被宠坏的孩子”。这个比喻很形象，香港回归以来，各方面获得国家大力支持，却不时闹别扭，神似青春期的叛逆少年，经常本能地说“不”。
香港是中国最后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法的地方。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应自行订立国家安全法，但2003年，这一立法因反对派抗议而未能成功。反观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09年在立法会高票顺利通过。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日前谈到，1999年人大释法，提醒香港法院不要开先例让内地人在港所生子女获永久居民资格，当时引发香港一片抗议。香港特区终审法院2000年判决时，故意避开了人大释法。后来大批“双非”孕妇赴港产子，带来一大堆麻烦。“任性”的结果就是，特首梁振英2012年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立法禁止“双非”孕妇来港。
今年6月份，中央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被香港一些人解读为“加强控制，削弱两制”，而实际上白皮书严格遵守基本法，只是加以解释，并未逾越“一国两制”。再比如，世界各国都有爱国教育，香港特区政府前两年推行国民教育，竟招来抗议和抵制，使之难以推展。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心病”——对中央、内地的相关安排先入为主地抵触，而不论其是非对错。正是存这种偏见的人，才会被“公民提名”这种西方发达国家无一敢碰的荒谬主张轻易蒙骗。
澳门已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实际上，今日香港繁荣远胜往昔，同样应归功于“一国两制”的奇迹。香港一些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选择继续“任性”下去，不仅损及“一国两制”，还会耽误香港发展，这不是平白给自己“添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