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被迫害致死:断水40多天 救命药一粒未留

18.12.2014  18:31
    1947年9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   1966年4月,贺龙与薛明在成都。

  本文摘自《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顾永忠 著,人民出版社 出版

  林彪、江青为了打倒贺龙,大肆造谣诬蔑,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

  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诬陷贺龙。

  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

  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67年夏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

  “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的亲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由康生控制。

  因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

  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3个办公室。

  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总参主要领导负责牵头。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

  由于“贺龙专案”是军队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除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组长外,还设3个副组长。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

  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

  “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时,对“二办”及“贺龙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

  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他不能容忍这种栽赃陷害。

  一连好几天,贺龙愤怒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房间内不停走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

  他说:“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

  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决定奋起自卫反击,要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谎言和恶意中伤。

  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1916年率领20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当前“文革”运动的情况,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得势,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许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满腔。

  后来,薛明把贺龙的详细回忆,认真地整理出来,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贺龙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阳光一样,谎言最害怕事实。

  康生和专案组对贺龙写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专案组不能把贺龙写的材料原件上报,他批示:“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因此,专案组按康生的旨意,对贺龙写的材料上报时只作摘要,并谈了他们的看法。

  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看后,批示道:贺龙“极不老实”。

  “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