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最后的守备地带
1941年8月， 日机轰炸重庆市区后， 街道变成废墟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崛起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名义上的“四强”。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她在八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还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氏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从地缘关系角度出发，现代政治不上轨道，核心“江浙沪”的南京国民政府想要外扩至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确定四川大后方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回顾华夏历史，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告终，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就拿蒙古与南宋之间的战事来说，蒙古军每次南下，必攻四川，忽必烈时期虽把重点移至襄樊方向，但并未放弃川省境内的牵制性作战。成都无疑是四川的重心所在，但前人有言在先，“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方称稳固。江陵即今日之重庆，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易守难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眉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诱敌仰攻和迁都重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着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推进。还在战前，南京统帅部就认为华北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形势于我不利。不少人还担心日军占领华北后南下平汉路直捣武汉，将会重演蒙古灭南宋的历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不惜人工泛滥黄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实也是从地势角度出发，推算中原地区难以阻挡日军。1936年初，参谋本部拟定相关国防计划，展示的内容非常清楚，国民政府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阻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持首都”。
8月13日上午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蒋介石指派陈诚、熊式辉赴沪视察战况，陈诚向蒋汇报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李宗仁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气魄雄伟的战略家。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派遣三十个师团分途进犯，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联系，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初期并无使华东(华中)成为主战场的计划，假设没有上海方面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主力从华北快速南下武汉，往后的抗日局面确实很难想象。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刘湘当时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汉口万国医院静养，立刻致电林森表示“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表现极为大度。未料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刘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遗言，激励所部将士“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国民政府旋即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蒋介石本人及重要军事指挥机构留驻武汉，统筹正面战场继续作战。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汉路南下攻打武汉。另以华中方面军一部由合肥趋信阳，一部溯江而上作为辅攻，准备在武汉地区捕捉并围歼中国军队”。6月初，日军第14、第16师团逼近郑州和平汉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建议蒋介石“以水代兵”，实施黄河泛滥。11日，郑州花园口决堤成功，豫皖苏三省二十余县顿时一片泽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从抗战军事战略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中原战局趋于稳定，交战中心转向有利于中国的长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