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儿：延安，是母亲一生的挚爱

　　◎丁玲小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1927年，她首次以丁玲笔名发表小说《梦珂》。1930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早期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她因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南京。延安时期，任边区文协副主任、执委，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

　　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55年起受批判，于1957年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名获罪，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12年。

　　“文革”期间入狱，1975年出狱，发往山西省长治市郊老顶山公社嶂头村落户。1979年1月重返北京，11月，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丁玲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一年她75岁。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为其彻底恢复名誉。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逝世，终年82岁。

　　战争改变了人，也让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改变了自己。

　　丁玲到延安当红军，陕北近10年无怨无悔的选择，承载了一个著名女作家从“文小姐”变为“武将军”的非凡经历。

　　1981年，丁玲重访延安，在应邀给延安大学的学生讲话时她说，如果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以后的50年。

　　丁玲的女儿、79岁的蒋祖慧说，延安，是母亲一生的挚爱。

　 　奔延安，受到毛泽东欢迎

　　丁玲对延安向往已久。

　　早在1932年2月，丁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左联党委书记。1933年3月14日下午，丁玲在家里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于南京。1936年夏天，丁玲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逃出南京。1936年11月，丁玲来到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为了欢迎丁玲的到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丁玲举办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毛泽东一进窑洞就问，我们的女作家在哪儿呢？丁玲听见一口纯正的湖南话，就知道这人是毛泽东，迎了上去，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晚年，丁玲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天，写下了这样一段温馨的文字：

　　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样无所顾忌、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样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①

　　“当红军”“到前线去”是丁玲初到陕北时最热切的梦想。1936年11月23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第二天，32岁的丁玲戎装上阵 。

　　1937年元旦，丁玲在随军经甘肃赴三原的途中，意外收到了毛泽东12月30日用军用电报的形式、请前线指挥部转交给丁玲的电文《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给了丁玲无限憧憬，丁玲浑身充满了革命的力量。

　　1937年初春，丁玲陪同前来采访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丁玲带着前线生活的体验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体会，毛泽东非常高兴，在窑洞里用黄色的毛边纸亲笔手书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送给丁玲。毛泽东还向她宣布了新的任职命令：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战地服务团 演出获轰动

　　那一段时光，丁玲是那样单纯的、神圣的、愉快的同一群年轻人，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做着许多过去不曾做过的事。

　　穿上军装，就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当红军的情景，丁玲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状况，坦诚地写道：

　　说老实话，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连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也的确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好在我自得其乐，既无具体工作，我就四处串门，谈谈讲讲。这时期虽说我写得很少，但对我一生却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和很深刻的教育。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抗大的学员纷纷要求提前毕业开赴前线。丁玲与当时抗大的政治教员、作家吴奚如商议，组成一个精干的“战地记者团”，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宣传报道。

　　中央宣传部了解情况后，要求丁玲他们把“战地记者团”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扩大队伍，吸收文艺骨干，到前线去宣传抗日，并任命丁玲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

　　丁玲自述，自己真正当兵就是在1937年秋天到1938年秋天的一年多时间里。而这一段时间，正是丁玲在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的一段岁月。

　　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是工作队也是宣传队。为了更好地宣传团结抗日的政策，他们组织团员采用大鼓、小调、秧歌、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学习创作了许多新颖的节目，如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每次演出都轰动全场。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在延安举行了汇报演出。小话剧《王老爷》由于人手缺乏，丁玲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八路军政工干部到地主家去劝地主出钱的角色。

　　那时，许多人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舞台的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了舞台演出秩序，立了新规：在演出进行中，无论是谁都不能从台口上下，影响观众看戏。

　　这天，毛泽东恰巧赶来看戏，不知道这个新规矩，在警卫战士的引导下来到了后台，团里同志见到毛泽东来看戏，又高兴又为难，他们只好把新规定告诉他，问是否可以等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毛泽东听了立刻回答说：“这个规定好！遵守你们的规定！”团里破天荒地请毛泽东站在边幕旁看演出，丁玲恰巧这时出场，她的湖南腔很重，也没怎么化妆，只用猪油抹脸打底，画了点颜色，穿着日常穿的灰布军装，系一根皮带就上场了，她在台上刚一开口，台下就一片笑声，毛泽东站在边幕边看边笑，一直等到这场戏演完，才从幕前一侧走出来。正在鼓掌的观众，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非常关心丁玲的工作，告诉丁玲没有领导经验，可以学。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只要对抗战有利。

　　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锻炼了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收获了爱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结识了陈明，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灵犀相通，结成终身伴侣。

　　 《三八节有感》起风波

　　1942年5月，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合影时，毛泽东对丁玲做着手势大声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到中间嘛，我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毛泽东看见丁玲坐下后，他才放心坐下了。

　　《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发表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丁玲针对不久前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觉得“延安的女性无论是结婚的、未结婚的，还是离婚的，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在丁玲看来，即便是在最进步的延安，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想依然是任重道远。

　　丁玲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文章里，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和尴尬处境，呼吁社会应该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与宽容。但是文章发表后，带给丁玲的政治风波却是丁玲始料未及的。

　　一些人对号入座，认为文章是指一些高级干部娶了投奔延安的年轻女学生为妻，瞧不起老干部。

　　4月初，延安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文艺界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出席。会上，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突然向丁玲发难，批评《三八节有感》。一向不善言辞的贺龙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声批评丁玲。虽然贺龙批评的凶，但是丁玲一点也不觉得紧张，丁玲信任贺龙对像她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为难的。因此当贺龙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还好奇地望着贺龙笑，满心想贺龙误会到哪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③

　　据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改版问题。批评《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④

　　整个会议期间，毛泽东都表现得虚怀若谷，富于包容性。在人们的争论中，毛泽东严肃地做了结论：丁玲的文章虽然有批评，但也有建议。

　　会后，毛泽东找丁玲谈话，既像领导又像朋友一样对丁玲推心置腹地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得丁玲心服口服。

　　第二天，丁玲就去贺龙同志住处，诚恳地问贺老总还有什么意见。

　　贺龙笑了，说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又说有劳你大知识分子登门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后来，贺龙果真来丁玲家里看望，还留下来在丁玲家吃了一顿饭。

　　事后，丁玲带着疑问去请教毛泽东，丁玲问主席：为什么您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毛主席告诉丁玲，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当然人家不高兴啰。毛泽东的这些话，丁玲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丁玲在一次公开场合，就《三八节有感》问题，做了认真检查。

　　1942年5月，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合影时，毛泽东看丁玲到了，就从前排中间的位置上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对丁玲做着手势大声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到中间嘛，我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⑤后来，毛泽东看见丁玲坐下后，他才放心坐下了。

　 　走进人民中间

　　才能写出好作品

　　《解放日报》刊发了丁玲采写的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看后一夜难眠。次日派人送信，邀见丁玲、欧阳山，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1942年7月，抗战处在艰苦阶段，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总司令邀请在延安的几位作家到桃林的总司令部去看电报。总司令对丁玲和其他作家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在那里读了两天，被前方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激动地拿起笔写了《十八个》这篇短文。1943年冬天，中央党校发动部分学员写秧歌剧。丁玲听了许多故事，写了《万队长》。

　　延安的新生活、新风尚，每天都在感染影响着丁玲，丁玲觉得自己的作品要广泛地被人民接受、被人民理解，必须走进人民的中间。

　　1944年6月，丁玲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她根据采访到的模范事迹，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后一夜难眠，第二天，专门派人送信，请丁玲、欧阳山去吃饭。饭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肯定下，丁玲的笔触完全转变到工农兵身上来了，她陆续写出了《魍魉世界》、《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袁广发》等一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文字和风格，更贴近老百姓，更适合老百姓的阅读口味。

　　1948年8月，丁玲历时两年完稿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东北光华书店首次出版，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成为丁玲创作的里程碑。

　　1951年3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被相继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

　　注:①②③见《丁玲文集》

　　注:④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注:⑤见《毛泽东传》戈徳曼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版文并供图/郑鲁南

　　◎郑鲁南◎作者简介：郑鲁南，女。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编著有《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授衔故事》、《军中老照片》等。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