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离休后自定“三不”: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16.07.2015  16:36

   离休生活

  1993年3月31日,从政近60年的万里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万里给自己定了“三不主义”: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该说话的时候我还是会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报道,对于自定的“三不主义”,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

  不过,万里强调,“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在政论家马立诚(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看来,万里1998年4月18日跟他的那次会面,“应该就是老人觉得自己该说话的时候”。

  当时,马立诚与别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交锋》,书中对于左派思潮提出了批评,陷入争议,“书里批评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还有极左势力在上世纪90年代散发的四个万言书。出版后争议声和批评声浪很大。我当时还是一名记者,有人就提出应该把我这样的人开除出记者队伍,我感觉到了巨大压力。”昨晚,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马立诚说。

  马立诚回忆,正当各种压力向他聚集时,他接到了万里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至今清晰记得这次通话中的每一个字,“您是《交锋》这本书的作者吗?万老想跟你见一面”。马立诚觉得很意外,没想到万里想见他,他意识到这次见面是一个好消息,“《交锋》就是磨砺改革锐气、冲破因循守旧的一次努力。书中提到了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万老是改革闯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坚持下来的,我觉得他应该支持《交锋》中的观点”。

  1998年4月18日下午,马立诚从人民大会堂西门进入一间大厅。两点半,万里走了进来,一身深蓝色半旧中山装,脚下一双黑色布鞋,身后跟着一位穿军装的警卫。万里这一年82岁,头发和眉毛全都白了,但昂着头,身板很直,步履也轻快。马立诚迎上去,万里伸出手,久久握着他的手,用浓浓的山东口音问道:“你就是马立诚?”“你哪儿找那么多材料,把安徽农村改革写得很准确。

  马立诚说:“万老,您不是让我们多学习吗?我是按您的要求做的,前前后后读了不少资料,也向很多了解情况的人请教。”万里也笑了,用手指了指大厅北侧墙的一道门,那里有一间里屋。马立诚随着往前走,万里一边走一边侧过头来,大声对马立诚说:“你发了财了!”马立诚摇摇头:“没有。”“这本书不是很畅销吗?”万里回过头来看他,眼神里有点纳闷。

  “目前,我们出书还没有实行版税制,而是稿费制,按一千字多少钱付稿费,一次付清。”“那你挣了多少钱?”“几万块吧。”万里点点头。

  此刻,马立诚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他见过一些官,架子很大,说话拉长声调。万里倒像是一位可敬的兄长,没有官场上习见的高下距离。

  进入里间,靠西墙有两个大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万里在靠门的一个沙发上坐下来,招呼他坐下。

  万里侧过头盯住马立诚,神情有点激动,伸出左手冲他打着手势说:“《交锋》写得好。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不容易啊!当初我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搞家庭承包,阻力很大呀!当时北京一些领导人不赞成,给我扣了很多帽子,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搞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万里接着说:“我对他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当时斗争非常激烈,关键时刻亏了邓小平出来支持。没有邓小平那一番话,安徽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被扑灭。克服那个阻力好不容易啊!总结起来可以说,没有交锋就没有改革开放。

  万里问马立诚:“有没有人整你?”“‘左’的人物骂我,但我还没有挨整。”

  万里忽然用右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高声说:“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马立诚点点头。《交锋》出版以后带来的压力顿时减轻了。

   晚年一直保持打桥牌打网球

  1998年跟马立诚会面时,万里已经82岁高龄。马立诚回忆,当时的万里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八旬高龄的老人,“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很平易近人。走路步伐很轻快,身边的人根本用不着放慢速度等他。说话声音很大、非常有力,常打手势,而且思维敏捷,经常几个字就切中要害”。

  马立诚认为,晚年的万里仍能保持上述状态,与他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态度有关,“老人一直保持‘一动一静’的生活习惯,‘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就是打网球。而且,老人一生淡泊名利,离休后对自己、对家人都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化。不少媒体报道过,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含和堂,有的外墙体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可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走进他的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过去机关里常见的老式沙发,套着灰布套,在老百姓家中都很少见”。

   儿女集资买毛主席批注新版《二十四史

  离休后,万里一般每周都会到先农坛体育场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万里可以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可万里从没有这样做。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称,万里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结果外出时,万里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离休后的万里生活简朴,“书刊是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直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万里唯一的女儿万叔鹏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为此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可她拒绝了。因为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万里总是说这样的事还是请书法家合适,“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