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周：加减之间 上海迎接改革新常态

告别GDP：科创上海迎接改革新常态

1月29日，日程紧凑的上海两会胜利落幕。不同寻常的是，上海政府工作报告取消了GDP增长的具体目标，至今引起舆论回响不断。

有心者注意到，淡化GDP指标，近年来在上海已成为趋势。就在今年上海两会召开前，部分上海区县已取消了2015年GDP增长目标，转而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在去年11月15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不太关心GDP数据了，却更关心环境数据，“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空气质量数据，晚上睡觉前也一定要看一下。”

网友“优雅飞扬”称赞： 作为改革开放成功的城市，明确自己的定位，决心在创新发展，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探索试验的力度，为全国的总体发展有所贡献和作为。不禁要对这种大胆创新的战略思考和决策模式叫好点赞。

有分析认为，“目前，上海正在深入推进自贸区和‘四个中心’建设，关注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和贡献，这些功能显然不是GDP所能体现的”。

《中国日报》用社论指出，“GDP数据早已异化成官员吹嘘政绩的资本，对其不计代价的疯狂追求也是过去十年里环境恶化、资产泡沫、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更应当推动调整结构，让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甚至连美国《侨报》也关注到： GDP不仅承担了考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还肩负了很多额外的“任务”，甚至其一度成为官员能否得以升迁的决定性因素。盲目地追求数字， 着实忽视了民众真实的体验。“如今再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成败，显然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创下24年新低。在经济放缓的“新常态”下，多地2014年的增长目标都没有完成。截至1月份已经开幕的地方两会，除西藏持平外，其余26个省份均下调2015年的GDP预期目标。在中央一直强调改进政绩考核的背景下，这正成为地方政绩观明显变化的体现，人民网观点频道表示：适应新常态，校准政绩观的量尺，归根到底，还得实事求是，按下改革的“快进键”。

《新华每日电讯》肯定，这不仅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的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积极适应，也是对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方针的贯彻执行，更是彻底抛弃唯GDP论的一个良好开端。

尽管，中国经济网评论员张捷认为“绝对不看GDP也是不对的”：对于北京和上海这种特大型城市来说，要想调整结构就必须面临很大的产业外迁压力，如果要把很多产业移到其他地方，就意味着GDP增长会是一个很难看的状态，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松绑GDP。

但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建安却认为，上海不提GDP的做法“很聪明”，因为“如果在一开年就把自己卡在一个GDP增长率的指标上，政府会很被动”。新华网发文评价，“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思路和政绩考核淡化‘以GDP论英雄’是势所必然，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正日益成为各方共识。

社会发展不能“僵化圈养”，也不能“无序放养”。当GDP指挥棒渐行渐远，上海又该如何防止经济滑坡？

舆论注意到，虽然上海政府工作报告取消了GDP的具体目标，却要求“经济平稳增长，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而这个略显粗线条的“含糊”表述背后还有一连串精准的数字：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6%以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6件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环保投入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3%左右……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取代GDP考核指标的，将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综合性指标体系， “在不只考核GDP的状况下，要想考出好成绩，可能得比过去付出更多努力”。

当前，“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被列为2015年上海市委唯一的重点调研课题，且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担任课题组组长，规格之高近年罕见。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科创中心建设的建议更是铺天盖地。从创新产业聚焦、创新体系建立、创新环境营造，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到创新服务软实力，无所不包。

对上海而言，如果说不提GDP指标是“时代减法”，那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被列为上海市委唯一的重点调研课题，自然就是“改革加法”。在这“一减一加”之间，上海一直以来持续探索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升级，或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二胎遇冷：“后顾之忧”让政策指挥棒失灵

全国多地“单独两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可两孩申请并未出现公众预期的“井喷式”增长。以至于在2015年上海两会上，有卫计委官员呼吁更多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上海家庭多多生育，因为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发展而言，生养两个孩子更适宜。

“单独二胎”政策历经十年酝酿，无数次的调研、讨论和测算，曾有多个方案进入决策层视野，有关二胎放开的博弈可见一斑。不过，在中华网看来，“对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生二胎是一个十足的考验。”

数据显示，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有90%都符合双独或单独的政策，但是申请二孩的比例还不足5%。曾经的“众望所归”，何以备受冷落。网友“怕羞的影子”提到：在现在多元化的社会里，生育二胎，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家庭说了算的，必须得考虑社会成本。住房、医疗、教育，缺了社会支持的配套设施，哪一项选择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青年报》评论认为，相关家庭之所以“不敢生”、“不想生”，主要是因为存在经济和社会压力，即养不起。曾有媒体算了一笔账，“穷养”一个娃至少也要30万元，“富养”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显然，让普通家庭能够实际享有“单独两孩”的权利，不是光呼吁一下就能实现的。

当养育、医疗、教育等资源问题正逐一碾过诸多“单独”家庭的心头，成为他们躲不开、绕不过的“后顾之忧”。《东方早报》还解读到：社会竞争激烈，上海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28岁，如果以平均生育二孩三至四年的一般标准计算，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一般年龄是32岁左右。而对于女性而言，该年龄一般处于非常关键的事业上升期，很多人不愿意为了生二孩而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微博舆论场，关于二胎政策遇冷的议论也十分热闹。“有人想生不敢生，有人能生不愿生”，在众多网民看来，受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家庭差异、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下，政策指挥棒未必立竿见影。

活跃网友“石述思”在微博发声，“对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的普通人来说，您就放开，也未必敢生”。而活跃网友“周蓬安” 同样认为：像上海这样“丁克家庭”众多的大都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原本就很低，干嘛不全面放开“二胎”？

荆楚网评论还意识到，老龄化社会正在大踏步走来，曾经的人口红利风光不再，企业招工难的问题时有出现。如果大家的生育意愿继续萎缩，弊端说不定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显现出来。生孩子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往大了说，甚至关系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因此，为了让政策发挥应有作用，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出台一些具体而实在的激励政策呢？”

年会捞钱：如何理性对待“别人家的年终奖”

近日，上海某公司年会现场发放员工福利，别出心裁的在一个透明棚内撒满数万元现金，幸运员工可直接进入透明棚内，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网捞钱，捞到多少就算该员工的现金奖。消息一出，媒体微博纷纷转发，各界网友留言不断。尽管不乏“恶俗”、“堕落”的质疑之声，但更多的网友还是表现地艳羡不已，连地产大亨任志强也忍不住转评一句“任性。”

近些年来，单位年会、年终福利似乎成了年末 “应季节目”，而围观“别人家的公司”也成了无数网民一年一度的娱乐消遣。与党政机关年终福利的低调和神秘不同，市场化企业的年终奖励曝光度甚高，一些高福利单位也一直被冠以“别人家的公司”而受到空前追捧。

事实上，早在“任性”的捞钱奖励曝光之前，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互联网公司巨头有的近100月工资的年终奖金，已让围观者眼界大开，甚至诱发一些网民选择“跳槽”。光明网忙不迭地呼吁，应该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心态去看待“别人家的年终奖”，尤其不能受“别人年终奖”的干扰而贸然辞职，打乱自己原有的职业规划。如果劳动者完全不考虑行业的不同、企业的效益而只盯着年终奖数额的多少，其实是没有太大现实意义的。

可以说，年终福利体现了经济效益、蕴含着人文关怀，同时也是一种管理手段。它的多与少既和企业过去一年的效益有关，同时又和员工个人的业绩、从业的年限等等因素挂钩。在更大的范围内，它展示的也是社会分配差距的缩影。

根据专家观点，年终福利在对工作者进行年度奖励之外，其最大功用就在于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北京青年报》有评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民众对于收入分配现状日常不满情绪的延续，理当被改革者所观察到的二次分配现状。一份年终奖，它在什么地方被当成了利益输送的名义？一份年终奖，它又在什么地方作为一种底线式的合法福利而缺席？

在网友“大洋网—陈小雁”看来，分配不均才引发劳动者心态的波动，网络围观“别人家的福利”是一面镜子，多少照出当前的经济环境。

有网文分析，年终奖是公司对于有突出表现的员工的一种肯定和激励，能够带来正面推动作用，但通常只有“金字塔尖”的人有机会拿到，对于大多数基层员工来说，提升基本工资和福利水平，才是硬道理。不过，在全媒体营销时代，若年终奖励成了公司营销、炒作的工具，“变味”的反感也将不请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