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周：面对医患暴力，除了谴责还要反思

刀口向医 除了谴责暴力还要谴责什么？

21日，一男子在上海某医院持刀砍伤4名医护人员，致受害医生头表裂伤，手段残忍让人震惊。当触目惊心的现场照片在网络上流传起来，牵动人心的真相浮现：砍人者为该院癌症病患。尽管砍人者的犯罪动机还未完全明确，但网络议论已经将其认同为又一起医患悲剧。网友“正义良心天使”感慨：医患矛盾如此激化，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真是中国医疗市场的悲哀。

无论行凶原因如何令人怜悯，诉诸暴力就是犯罪，需要严惩。事件发生后，高层为之震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发声表明政府态度：理直气壮地对各种行凶“医闹”行为依法严肃处理。与此同时，＠警民直通车－上海（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也在微博客上呼吁网民理性思考，“不管举刀的理由有多曲折冤屈，举了刀砍了人，只会成为加害者”。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针对官方对暴力犯罪“零容忍”的表态，网民们普遍认同，并对上海政府有着更多期待。网友“魏正毅”指出：每一位善良的人，当然要谴责暴力，关键在于如何铲除导致暴力虐医行为的根源及其深层次的原因。网友“诗人记者陈小平”忧问：谴责暴力，还应该谴责谁？

2012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特辟专版呼吁《停止对中国医生的暴力》，让世界知晓了在中国特殊的医患关系。22日，《柳叶刀》针对上海伤医案等多起国内医疗纠纷又发表述评，向全世界揭示中国令人震惊的“暴力伤医”现状，直指医生、患者都是错误医疗机制的牺牲品。

有网友分析，医生是“以药养医”的具体执行者，就像城管是城管制度的执行者一样，这种体制必然导致大多数医生追求“效益”，这就把医生和患者成了买卖关系，而由于患者在“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容易激化矛盾。

“恶化的医患关系已成为一个影响中国雄心勃勃医疗改革的明显风险”。关注“上海伤医案”的外媒还包括《纽约时报》，它有评论写道：过度医疗加剧了医患矛盾，而医患矛盾又进一步导致医生们人人自危，采取包括过度医疗在内的各种手段自保，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想要改善眼下这种两败俱伤的现状，需要医疗体制改革，需要社会信任的重建，需要法制的完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医患暴力背后，是二者之间的信任缺失，现阶段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不力。换而言之，如果只依靠政府“严肃处理”，永远解决不了“医闹”的难题。毕竟，“以药养医”制度属于历史问题，“看病贵、看病难”现象中也有政府部门财政拮据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解决医患间的隔阂与对峙，须以“历史共业”的高度视之，在现实国情中，全社会层面的立场对换和宽容理解更显得尤为珍贵。

老者裸捐 慈善公开方解公信死结

“如今钱款全部到账，已建成两所希望小学”。连日来，已故上海老人徐绍村遗嘱变卖别墅，所得2000万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的举动，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网民关注。沪上网民普遍对上海这座城市孕育出的大爱深感自豪，网友“幸福都好”盛赞：可敬的老人，为自己书写了最好的墓志铭！

在感恩之余，还有更多的网民“拜托”有关部门，“不要辜负老人的一片心意”。而这与体制内慈善机构的公信不振关系甚密。

2011年，“90后”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围绕“郭美美事件”，网民的口水几乎将红十字会的公信全部淹没。甚至于2013年雅安地震期间，红会总会一条“考察”灾情的微博出现14万次转发，满屏都是“滚”字。

网民的顽固性记忆，将负面标签贴到了所有的体制内慈善机构。眼见上海老人的2000万捐款到账，网友“我和小王子”揶揄：直接就成了郭美美的包或者谁家的别墅豪车了。

恢复公众信任比拆除困难得多。正因为对政府主导慈善的普遍不满，才会有 “嫣然天使”基金、“壹基金”等民间NGO的酝酿发展空间。而与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制度监管的现状相比，官方慈善机构更为迫切的，是对透明公开原则的贯彻，以保证所得款项的使用、登记完全置于阳光之下。

网络质疑要尊重，莫让“透明”成为慈善的死结。中国新闻网评论认为，重构慈善公益社会生态的核心要义是“管办分离”，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完成社会公益的权力治理向法律治理的华丽转身，让所有的慈善公益都在同一规则下运作，接受政府部门监管、社会组织和公民监督。

《环球时报》英文版称，高效和透明是解决公众对慈善行业习惯性不满的关键。“慈善机构应该记住,他们是管理别人的钱”，“希望上海希望工程能够履行其承诺，公开每一元捐款使用的走向。长此以往，才能恢复公众对整个慈善行业的信心，并可能助力以后慈善事业的资金募集”。

睡眠大数据也是社会观察小注脚

3月21日是第14个世界睡眠日，由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睡眠指数调查”显示，上海为“睡得最少的城市”，平均睡眠时间仅为7小时，在40个受调查城市中与贵阳一起排名最末。网友“易思闻”说，叫醒自己的不是闹钟，是梦想。注意自己的身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在这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指数调查中，教师和公务员是睡眠最好的职位。但对这一说，不少“当事人”并不买账，有教师自我调侃“上辈子杀了猪，这辈子来教书；上辈子杀了人，这辈子教语文”。

青海省中医院脑病科主任张光茹表示，我们不应仅仅只在睡眠日这一天，或是真正因睡眠问题不舒服而产生其他疾病时，才去关注睡眠，睡眠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需要去关注和重视的。

此外，也有人指出，面对这个“睡眠大数据”，最应该关心的恐怕不是每个个体，而是城市管理者。

《成都商报》提到，从某种意义讲，睡眠质量虽然是微观的落脚，却有着宏观的指向。国人睡眠质量不高，既是人的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实现和保证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同时，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和成功观，让个体心态回归常态和理性，睡眠质量差的状况才会根本改观，国人的幸福指数才会得到提升。

还有舆论认为，能否让市民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这无疑是城市管理者应担之责。“安稳睡眠”不是一个简单概念，而是事关社会系统的综合性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说，认真研究这个“大数据”，并能解决好数据所反映出的不足，让它不断改善，也应该是执政能力提升的过程，这才是公布数据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