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技巧至上的趋向背离文学初衷

28.02.2014  17:00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阅读提示

  ●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是孕育推进“八十年代文学”最重要的动力。笼统地把文学与生活绝对对立或隔离,恰恰是对生活的依托和理解走向简单狭窄之后才出现的。现在需要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使之走向历史深度而不是表面化

  ●文学需要自我,没有自我体验的生活无法进入文学。但是,这里的“自我”是社会的自我;自我的生活镶嵌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没有对生活广度和深度的了解,没有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把握,就没有文学

  ●躲在小楼里,不接触生活,不认识社会,又想吸引眼球。于是,就靠卖弄聪明,祈求“一怪成名”。在当代艺术中,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远离生活,以怪取胜,专门“玩观念”。有人把这一套搬到文学中来,驱逐生活,解构意义,沉醉在语言游戏中,这是文学的堕落

  ●一切创作技巧最终都是为更好地表达内容。技巧和形式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作者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思想。背离了这个原则,再绝妙的技巧也毫无价值,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任何兴会超妙、鬼斧神工,都紧紧依附于生活。如果把文学定义为人类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发言”,那么这一“发言”是对生活的“发言”。没有生活的底蕴,再繁复的形式演练也救不了文学

  张江: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因为生活而存在,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这是文学源起与发展的基本道理。但奇怪的是,当下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新锐作家,以谈生活为耻,仿佛一论及生活就贬低了他们的专业化水准和文学创造力。生活当然不是文学,但文学一定是生活。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文学家成为职业人,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这种社会分工给一些人造成错觉,以为文学可以与生活分离,文学家可以独立于社会生活而存在。文学的专业化模糊了文学的生活本质。

   生活不是文学,但文学一定是生活

  程光炜:文学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古代的民歌,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反映的是当时人的身边事、心中事。鲁迅先生讲原始人一起抬木头,喊“杭育杭育”,表达感受,协调节奏,共同发力。这是用一个极通俗的表达,说出文艺源于生活,又对生活起作用的道理。在文学的萌芽时期,没有专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只有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歌者、舞者。中国古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记载了狩猎的劳动过程,可以说明诗歌源起于劳动。有些研究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文学起源于原始的信仰活动,如祈雨之歌、庆丰之歌等。这当然可以讨论。但问题是,信仰及其活动从哪里来?无疑也是从原始人类实际生活中来的,人类物质生活的愿望和情感是它的源头。这也同样表明,原本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后世的文学,正是在生活中传情达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学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人,逐步形成了职业家队伍,文学也变得精细、高雅起来。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此,也要辩证地看。专门文学家的出现,是文学史上产生众多优秀作品的原因之一。文学家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各种文学经典,掌握丰富的创作技巧,这些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但是,文学的专门化,又使文学家们得以生活在书斋、阁楼、亭子间里,局限在一个独特的小圈子中,与社会和他人的生活相隔离。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专业化才能有好作家;另一方面,文学脱离生活本质,专业化难有好作家。

  这个悖论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如何打破这个悖论?当然是文学家走出亭子间,走出“象牙塔”,这个无需讨论,但有一个结必须解开,即文学家在思想上怎样理解“专业化”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所谓“专业化”,指的是处理生活的能力更加专业、水准更加高超,能够将普通人没有意识到的“有意味的生活”敏锐地捕捉到,审美化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离开生活、抛开生活、悬空蹈虚。如果失去了对生活的“及物性”,以为专业高于生活,把专业化当作借口,规避生活,蔑视生活,这种专业化是“伪专业化”。

  许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心存怀念。当时的作家,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作品,像王蒙的《布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以及舒婷的《致橡树》等。它们感动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极大地启发和丰富了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对改革开放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地看,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令人难忘,一是作家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描写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包括痛苦和欢欣;二是他们对生活包括历史生活抱有真诚,虽然其中也有困惑和矛盾,但是这种真诚始终贯穿于作品之中;三是他们与生活保持高度“同步性”,与时代共甘苦。那个年代,所有的作家都密切关注眼下的生活,对社会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以积极的姿态热爱自己的时代,真心希望自己的时代能将中华民族带到一个光明的未来。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是孕育推进“八十年代文学”最重要的动力。

  由于社会和文学转型,一些人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化是好的,有的却未必,比如认为文学越是远离生活,就越纯粹,越有希望,越是文学。这么笼统地把文学与生活绝对对立或隔离,恰恰是对生活的依托和理解走向简单狭窄之后才出现的。因此,我觉得现在需要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使之走向历史深度而不是表面化。

   文学的“自我”是社会的自我

  张江: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就是自我表达,自我的心理、情感以至幻象就是文学的源泉,写足了自我就好,文学家不需要体验生活,“虚构力”“想象力”“感受力”才是衡量好作家的标准。近年来,“忠于自我、忠于内心”成为许多作家颇为时尚的信条。然而,必须确定的是,文学的“自我”不是独立的、与世隔绝的。自我的心理和情感不是文学的本源,虚构和幻象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陈晓明:文学需要自我,没有自我认知和体验的生活无法进入文学。但是,这里的“自我”是社会的自我;自我的生活镶嵌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没有对生活广度和深度的了解,没有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把握,就没有文学。

  我赞成文学创作本身是创作者自我生活的表现。人们没有理由完全拒绝某些极端的创作方式和风格取向。但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作家的自我不是孤零的、封闭的自我。自我一定在人群当中、社会当中、生活当中。正确处理作家的自我生活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决定文学的存在和传播。如果祈望在文学史上留存下来,作家应以深厚的生活为根基,决不能停留在封闭、狭窄的自我小天地里。不论是他本人的生活方式,还是他对自我的认识;不论是他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还是个人与精神传统的关系,一定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指征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是普通家庭主妇,常年在厨房里忙碌,常常在熨衣板上写作。看上去她的生活范围很窄,好像只关心内心的自我。但是,从她的文本当中,我们看见了万千普通人的生活,小人物的故事揭示了更为深远的社会和传统问题:关于苏格兰后裔的文化传统,少数族群的权益,当今时代人们的信仰难题,家庭伦理的价值归属等等,她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开阔而宏大。她几十年前的作品,还感动着人们,也深深打动着今天的中国读者。

  我也赞成作家要以充沛的主观情感投入创作,要有想象力,要有虚构乃至幻象。但是所谓情感、幻象也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心理、情感、幻象不是文学的源泉,使作家产生丰富斑斓情感和心理的社会生活才是文学的源泉。幻象是生活的幻象,哪怕曲折盘绕,也一定是现实的反映。没有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就没有幻象。现代主义的各种叙事手段,象征、隐喻、非理性,等等,都衍生于丰富的生活基础之上,把握和表现生活的逻辑。论主观情感和想象力,莫言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极其充沛,即便是一些比较猛烈的作品,其具体的故事情节、生活细节都有其经得起推敲的自恰逻辑。贾平凹有不少作品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内里的基质却有牢靠的生活依据。这就是作家的生活积累。

  当今中国正处于深刻变动中,文学如何去表现这个时代丰富的生活,表现现实中的真正难题,表现今天人们内心的感动和期盼,这是文学的责任和承担,也是文学自我更新的机遇。

   不能“玩语言”,而要“学语言

  张江:还有一些作家认为,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性的全部秘密就隐藏在语言的搭配调遣之中。几千基本汉字,排列组合就能成好作品,文学的功夫都集中在语言上。这是一种错觉。优秀的文学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根本之道,不是文字上有什么神秘规则,而是这些文字表达了非凡的生活意义。

  高建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话不错,但是要避免一种误读,以为玩玩语言就可成为好作家、大作家。任何艺术都是有载体的:以线条和色彩为媒介是绘画,以音响和节奏为媒介是音乐,人体的律动组合构成舞蹈。文学以语言为媒介,当然要用好语言。文学家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有高超的语言技巧,要有对语言敏锐的感受力。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家可以耽于语言,甚至玩语言。从近年来发表的一些作品看,有些作家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把握得不好。一些诗人片面地理解“陌生化”理论,将原本的批评原则误读为创作原则,追求用词的险、奇、僻、怪,让读者陷入困惑与猜测之中。有些国外作家,追求在作品中不用某一个字母,例如不用“e”,于是,某些用汉语写作的小说家也追求不用“”“”“”,以此显示语言的独特。另有一些诗人,或者故意追求毫无韵律和节奏的口语,或者随意断句,用电脑回车键写诗,一些小说家有意追求拖沓、琐碎、饶舌,这一类技巧,与作品的主题无关,与文学性无关,是一种低劣的炫技。甚至有一些人在文本中大量而不必要地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完全就是在制造语言垃圾。

  躲在小楼里,不接触生活,不认识社会,又想吸引眼球。于是,就靠卖弄聪明,祈求“一怪成名”。在当代艺术中,有一派就是这么做的,远离生活,以怪取胜,专门“玩观念”。把这一套搬到文学中来,驱逐生活,解构意义,沉醉在语言游戏中,这是文学的堕落。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文学中的语言游戏,就像艺术中的一些独特技巧展示一样,在古代也屡见不鲜。这曾被古人称为“求乞计”,像是在街头玩杂耍,不登大雅之堂。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展现了什么样的语言技巧,而在于他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在这样的生活中寄寓了什么样的意义。

  更进一步讲,语言不是生活的语言吗?我们承认文学语言和生活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文学语言不是凭空臆造的,更不是文学家玩出来的,而是在生活语言的基础上提炼、改造、转化而成。针对时下积弊,文学家所要做的,不是玩语言,而是学语言,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用鲜活的生活语言改造文学、丰富文学。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强调文学对提高语言能力的重要性。我们反其意而用之,不学言,无以诗,来凸显文学家向生活学习语言的必要。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语言的丰富性,要深入生活,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学语言。以生动的生活语言给文学以生气,这样的文学才有希望。

   技巧至上背离文学初衷

  张江:的确,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一些作家有技巧至上趋向。文学当然要讲究技巧,但技巧是为文学的表现力服务的。离开了思想、情感、意义,技巧失去价值。

  党圣元:陆游当年向儿子传授作诗经验时说“功夫在诗外”。这是陆游本人的经验之谈。陆游早年学诗,是从学习江西诗派入手的,苦心追求作诗技巧,痴迷于辞藻,坠入了极度讲求字法句法和谋篇布局等纯技巧之泥沼,导致他早期创作了无成就。中年以后,陆游从军,广阔的现实世界,丰富的军旅生活,把他从狭隘的技巧迷恋中解放出来,写出了大量内容充实并独具特色的优秀诗篇,成就了一位大诗人,千载留名。如此说来,所谓“诗外功夫”就是现实生活对于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作家只有对多彩的现实生活有丰富的积累、深切的体验,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佳作。

  “功夫在诗外”这话似乎老了些,但直击时弊。一段时间以来,个别作家在深入生活上的功夫越来越少,以为只要掌握了“技巧”这一“利器”,便可以无往不胜。一些诗人尝试诗歌句式、韵律方面的变化;一些小说家探讨不同人称的结合并多次切换;还有人打破小说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规律,以无故事无人物取胜。应该说,这些尝试都有积极意义。文学需要创新,其中也包括技巧创新。但说到底,一切创作技巧最终都是为更好地表达内容。技巧和形式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作者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思想。背离了这个原则,再绝妙的技巧也毫无价值,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因此,有人认为技巧的关键在于运用,检验其有效性的唯一标准,要看是否对作品的文学表现力有益。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部作品仅仅凭借形式和技巧而成为经典。历来对创作技巧的评价,也都是在与内容的对举中完成的,技巧用到好处,作品因之增辉;为技巧而技巧,作品有形无魂。文学家应该是思想者,不是技术员、操作工。应该说,是生活成就文学,而不是技巧成就文学。

  张江:文学需要才情,也需要语言和技巧。但是,任何兴会超妙、鬼斧神工,都紧紧依附于生活。如果把文学定义为人类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发言”,那么这一“发言”是对生活的“发言”。没有生活的支撑和底蕴,再繁复的形式演练、创意才情,也救不了文学。历经种种尝试,文学,请回归生活。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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