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严歌苓新书版权遭热抢 但张艺谋不要

15.05.2015  21:49

  《床畔

  严歌苓

  刘震云

  5月13日晚,严歌苓携新书《床畔》来到北京大学与作家刘震云对谈。在与作家刘震云对谈之前,严歌苓告诉记者,这是一个20年前就开始落笔的故事,她试图通过护士万红与连长张谷雨之间奇妙的情感,来讨论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英雄的理解。在当晚的对谈中,刘震云变身“段子手”,“金句频出”,他表示已看完《床畔》,并认为严歌苓是在用小说打捞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

   □新作灵感

   老铁”的称谓引起我的反思

  这是一本从落笔到完成耗时20年的小说。《床畔》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在成昆铁路建设中一位连长张谷雨为救战士负伤,成为植物人,护士万红以优异成绩被选为英雄的专职护士。当严歌苓回头再读《床畔》时,她被书中的女主人公感动到落泪,“万红太了不起了,她一直守护在张谷雨身边,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只有万红的信念与坚守成为绝唱,这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

  谈及这本小说的写作灵感,严歌苓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她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文艺兵。在当兵第三年,她听到了这样的传说,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我曾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专门修铁道的部队,也第一次听到‘老铁’这个名称”。当时,如果在公路上遇到“老铁”的车,“我们的汽车兵就会让他们先过去”。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铁”的称谓变成了铁道兵战士自嘲的称呼,也是其他兵种给予他们的略带戏谑和轻蔑的称呼。严歌苓从中得到启发,以《床畔》来探讨不同时代下,人们对于英雄态度的变化。不过,在严歌苓的概念里,“我对英雄的理解是恒定的,包括勇敢、忠诚、舍己为人这种超乎寻常的人性美,这一点我跟万红很像”。

   □遗憾之处

   取名《护士万红》更合我的风格

  从1994年落笔到去年定稿,严歌苓前后进行了三次大改,“这个故事好像与我始终有缘,像幽灵一样一直跟着”。严歌苓自己对这个作品的期望很高,但“总是写不出感觉,但又不能够放弃,所以写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写,终于在去年写完了”。为了写好“万红”,她还曾在医院住过20多天。

  与严歌苓以往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老师好美》《少女小渔》相比,这一次的书名《床畔》显得更具象征性。“最开始的名字就叫《护士万红》,不过出版社的朋友觉得太朴素了点,于是更名为《床畔”,严歌苓觉得《床畔》挺有象征意义的,“医院的白铁床是艘船,似水流年从床畔流过,护士万红是唯一一个摆在世俗和英雄之间的生命,有不错的诗意在里边”。但从严歌苓以往的小说名字中不难看出,她不是一个特别追求意境的作家,“发表前我说还是叫《护士万红》吧,这跟我所有小说名字一样比较纯朴”。最后,因为时间太紧张了,没有将名字更换过来。

  严歌苓是一名高产的作家,她最近又完成了一部剧本的初稿《妈阁是座城》。保持这种状态的秘诀主要是她要写很多命题作文,“比如影视方面的,就会累,但又不愿意去驳人家的面子”。严歌苓说,她还是更乐意写小说,“因为小说可以每天控制,想写多少写多少”。她从来不去预计自己将来要写什么,“只是说有一些题材我会越来越难忘,就会去准备写作材料,如果在资料准备的过程中,发现题材永远也不可能驾驭的,那我也可能会放弃”。

   □改编电影

   张艺谋不执导但给过建议

  严歌苓介绍,这一部小说不是以情节取胜,主要是依托大量的心理活动来展开的。她透露,在写《床畔》第二稿的时候,自己正在台湾筹备《金陵十三钗》,导演张艺谋曾给《床畔》提过建议,“他建议我不要用两个人物视角来写作”。张艺谋与严歌苓的观点一致:“不应该把植物人作为叙事视角之一,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着,而是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严歌苓曾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直到去年终于写完。

  平日不在国内生活,严歌苓也没时间看那些由她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不过她坦承,正因为自己的小说改编成了影视作品,让她的作品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如今,这部《床畔》还未出版也被电影公司盯上了,“刚写完,影视版权就被买走”。当问到这部作品是否会成为她与张艺谋再次合作契机时,严歌苓表示:“张艺谋导演已经说过不需要了。”虽然做着编剧的工作,但在采访中,严歌苓直言“很不适合做编剧,因为改剧本要改小说的思想”。

   >>刘震云对谈

   她在“打捞被人遗忘的历史

  当晚的新书发布会原定主题是严歌苓与刘震云对谈“为什么写作”,但现场俨然成了刘震云天马行空的舞台,金句频出,幸好严歌苓没被带到“沟里”。不过在偶尔认真的间隙,刘震云也是有看得见的深刻。

  1.对严歌苓的评价

  刘震云:严歌苓是华语写作圈中一位很独特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消逝,很多事和人被我们遗忘了,而她却把这些碎片一一捡回来,这和其他作家非常不同。《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包括这本《床畔》,写的都是在被大家遗忘的英雄时代中,人们对英雄的情感。她在不断地打捞被人遗忘的历史,她是这个民族“擦亮了过去”的作家。

  2.关于《床畔》这个名字

  刘震云:首先我从《床畔》说起,这是歌苓第一次用物的名字,之前都是用人的名字,包括《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这一次的书名突然离开了“”,来到了“”前。

  3.共忆从军经历

  严歌苓:那是英雄崇拜的年代,所以当解放军是最好的出路,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刘震云:我们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但我们俩当兵不一样,她是舞蹈演员,我是在戈壁滩上,冬天零下20多度每天背着枪。

  严歌苓:我们是女文工团的团员,他们是战士,我们分享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在部队待了13年,写军队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军队的生活可以让我在今天写出一个护士万红,我对青春似乎也有了一点交代。

  刘震云:我原来写过一个小说《新兵连》,大家可以看看,可以和《床畔》结合着看。为什么呢?因为《新兵连》写的是男的,《床畔》写的是护士万红,让“新兵连”走向“床畔”。

  4.关于写作的语言风格

  严歌苓:爸爸说过,你怎么说就怎么写,语言要诚实自然,不要作。我有这样的要求,不写没有信息量的话,尽量让每句话表达想说的意思。每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个体,你要善于捕捉这个人和那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刘震云:语言的幽默是低级的,事件的幽默是低级的,事件背后的道理的幽默才是(作家)智慧的体现。最好的文学一定离生活特别远,“永远”有多远它就有多远。

  京华时报记者 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