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谁绰号“老板” 文革周恩来为其写证明?

20.10.2015  22:19

  核心提示: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医生世家。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经他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却始终清贫。“文革”来临,周恩来为他写证明材料——“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应该说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熊瑾玎 资料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5月13日9版,作者:王树人,原题为:《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

  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迷惑敌人。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

  王士光和王新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 1915年生于天津。 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 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他是八路军的“电讯大王”,也是新中国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

  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 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王新,原名王兰芬。 1921年出生在辽宁兴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193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还是中学生的王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新入党后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王新留在天津,除了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外,还与中共北方局保持着联系。 1938年夏,王新向党组织要求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和王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张洁清(彭真的夫人)通知她到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王新以为将要奔赴根据地,顿时热血沸腾,准备投身抗日烽火中,但却被调到天津和王光杰假扮夫妻。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

  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以前在家中组装过无线电台,而且工作热情高,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员。于是,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

  姚依林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为王光杰、王新分别取了化名。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当王光杰生病时,王新像真正的妻子那样不怕脏不怕累日夜守护着王光杰;为了减轻王光杰的工作压力,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王新也学会了发报。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爱情专一地互相等待着。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短暂的团聚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特等功臣”王士光也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王新一次又一次地为丈夫申诉,拒绝写任何“揭发”材料。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这年国庆节,他和王新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熊瑾玎和朱瑞绶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医生世家。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经他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却始终清贫。“文革”来临,周恩来为他写证明材料——“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应该说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熊瑾玎曾参加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 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 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 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 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周恩来提出,必须调一位女同志配合熊老板的工作,组成一个“家庭”。组织上推荐了三位女同志,请熊瑾玎考虑选择。

  这一年,熊瑾玎已经42岁了。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在武汉救济会工作的朱端绶女士。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同乡,又是他在长沙女子师范教书的学生。几个月前,他们曾在汉口一道照顾病重的徐特立。朱端绶的纯真、机敏和干练,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熊瑾玎和朱端绶逐渐加深了了解,产生了感情。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批准了他们的婚事。 1928年8月两人正式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 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 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委派毛泽民到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零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 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

  (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