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的发展方程式：问道长江十年
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
这里，众多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聚集于此，是北京核心地带的一处商业地标；这里，毗邻天安门广场，周边矗立着中国久负盛名的医院、酒店乃至要害的政府部门，其聚合而生的气场昭示着一个国家的蓬勃向上；就在这里，东北隅的一处僻静角落，一群中国学者的梦想从此处起航，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为中国、为世界贡献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
“十年磨一剑”，长江商学院如今已是全球新一代商学院的领先者，成为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然而，十余年的辉煌历程仅是这所学院漫漫征途的一小段，她的视野不止于中国、也不限于商业，她心怀伟大的报负：未来，长江所问道的将是全球的挑战。
世界级志向 、全球性揽才，打造源自中国的世界级新一代商学院
2001年的11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现场，一记槌声响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获得了通过。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已然不可逆转，但是，除了一句“机遇大于挑战”，很多中国人并不明了他们即将触碰的外部世界。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历经23个年头，GDP排名全球第6，凭借着低成本制造方面的优势，“中国制造”开始流行，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谋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企业只承担低层次“加工者”的角色。2001年，美国通用汽车销售了800万辆，中国汽车全行业的产量不足250万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缺的不只是实力，更缺乏如何“以弱胜强”的系统性思考，潜伏着被全球经济边缘化的潜在可能。
中国企业家们显然意识到了威胁。这个群体经过二十余载的商业洗礼，其现代商业意识已然萌发，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迅速学会按照全球的规则来重构经营理念、产业策略，以更宽广、更前瞻的全球性视野，来思考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竞争，他们师法全球的求知欲是真诚而热情的，一时间，一本《杰克?韦尔奇自传》洛阳纸贵。
此前，欧美管理学的基本教义已登录中国，MBA和EMBA的课程陆续开设，甚至杰克?韦尔奇本人都亲来布道，然而，如何将成熟国家的管理理念嫁接到后发性的中国企业？学术界集体失语，企业界莫衷一是。“美国的顶级商学院只关注美国的经济和企业，他们的研究停留在‘术’的层面，对于一个东方文明语境下的新兴成长经济体，如何竞合，鞭长莫及，无心关注；国内许多著名大学开始涉足高端管理教育市场，可是，整体上视野太过本土，对于西方成熟的管理学理论‘雾里看花’。”长江创始院长项兵教授回忆说。
在中国入世之前，李嘉诚先生的商业帝国早已遍布全球，这位矢志于国家繁荣的华商领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一定得有一批具备全球视野、心怀社会理想的企业家，大陆却缺少一家这样的教育机构：取法西方，将先进国家系统的管理理念和知识工具引进来，推动中国企业的现代化改良；更重要的是，可以传承中国固然的“家国”情怀，塑造一批有责任感的社会中坚。中国需要这样一群学人，他们心系国家，志同道合，愿意贡献自己的智识与热情。一次机缘，项兵教授进入了他的视野。
会计学专业的项兵，有着战略学者的气势和营销大师的煽动力，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位“逆向思维的洗脑教授”一直游走在北美、香港和中国的大陆之间，擅长用简洁的本土化语言，告诉中国的企业家，他们欲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学会“从月球看地球”，整合全球资源。
在项兵周边，聚集了李乐德、薛云奎、齐大庆、郑渝生……一批学者，他们或游学欧美，执教鞭于名校，或者身居高位，于本土企业有着深刻洞见。尽管学术背景各异，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理念：知行相长，这个国家需要现代商业的启蒙。
成立长江商学院的提议一出，这群在世界顶级学府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华人学者们终于找到的梦想的落点，从上海、香港，从纽黑文、费城……迅速聚拢到了北京，在他们心目中，自己亲手缔造的商学院，不是中国的哈佛、沃顿，而是世界的长江商学院，在上报教育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中，他们开宗明义，“在10年内全球十强商学院”，一时间，众人侧目。
十年后，当薛云奎教授复盘当初豪言壮语背后的规划，我们不禁感叹，长江商学院的成功完全源自精细筹划、步步为营，绝对没有半分偶然，其本身即是“取势、明道、优术”的集大成者：
中国经济有望以10%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20年，按照此速度，未来20年间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涌现一批世界级的商业机构，经济体量的需求将会产生对高端管理教育的庞大需求，预期将诞生至少3-5家顶尖商学院，以当时中国管理教育的状况，后起之秀长江完全用机会占据其中一席；改革开放20年间，华人学者不断负笈游学，国际管理学界中，华人群体已蔚然可观，他们有着强烈的愿望回国效力，亟缺的仅在于一流的学术平台；李嘉诚先生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财务支持，完全能将这批优秀的华人学者，共同聚合起来。
“长江的条件得天独厚，整个战略路线图非常清晰，‘十强’的口号，看似激情，其实胸有成竹。”薛云奎评论说。
2002年，会计学教授刘劲已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取得终身教职，他的多篇论文已经在《会计研究杂志》等国际一线学术杂志发表，沐浴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居家做研究、写文章，每天的日子充实而恬淡。一天，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一个自称Cheung Kong(“长江”音译名)商学院院长的人准备从北京去找他，洽谈回国工作的可能，看到“Cheung Kong”，他误以为商学院的中文叫“成功”。
长江的创业者深知，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教育机构都以研究和学术为立业之本，其核心竞争力是拥有一个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全职的世界级教授队伍。为了说服一名优秀的教授加盟，创建者们不惜远涉万里，多番游说，甚至不止“三顾茅庐”。战略学教授滕斌圣第一次听说“长江”，是一名留学美国的博士生告诉他，北京有所李嘉诚基金会创办的商学院，定位高端，在四处延揽全球一流的华人教授。
长江希望招揽的教授群体，本身已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沃顿、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耶鲁等世界一流商学院，在海外多有着体面的教职、优裕的生活和一流的学术环境；此前任职上海会计学院副院长的薛云奎教授，享受着厅局级的政治待遇，甚至配有专车和保健医生……他们的亲人也熟悉了过往稳定的生活。
试想，游说一名教授辞掉他奋斗多年获得的名校终身教职，加盟一所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商学院，其难度可想而知。外界多以为长江商学院的竞争力是财力雄丰、薪酬优厚，其实，与顶级名校相比，此根本构不成竞争力。项兵院长说，他能兜售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首先是“爱国”。有意思的是，但凡最终加盟长江的学者，无论何种代际，他都很快能这种找到情感共鸣。
“我们以‘全球顶级’为目标，凝聚所有人智慧，希望未来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平起平坐。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以中国人智慧来讲完全有能力做到。”金融学曹辉宁教授如是说。
第一次和项兵院长聊了三个小时后，刘劲教授就激动不已，那年秋天，他来到筹建中的长江商学院再次做了交流后，很快即决定加盟长江。当他最终从UCLA辞职的消息传开后，往日的同事都无法想象，劝他好好想一想：美国一流名校的工作不好找，万一长江哪天办不下去怎么办？“长江”在早期之所以被顶级商学院记住，就是因为其所中意的一流教授选择去了一所不知名的东方学院，非大中华文化语境下的西方人往往难以理解。
当教授们纷纷订下回国的航班机票，他们满怀创业的激情。当外籍教授Brian Viard被问及，在他眼中，在长江的同事与斯坦福有何区别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他们更具有企业家精神，否则不会愿意离开美国这样成熟的学术环境。”“若一名华人教授取得终身教职后，如果在美国继续做，在数学上无非是N和N+1的差别；在中国，很可能是有和没有的差别，长江的教授希望自己更有意义。”李乐德教授说。
其实，加盟长江之前，不止一位教授对国内的学术环境心怀顾虑，但是，他们很快释然：长江采用世界一流学府通行的管理模式——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没有行政体制的束缚，他们明白这在中国的价值。
在长江，但凡学院的重大事项，都由教授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决定，尤其具体到招聘，院长都无权直接任命或提升教授，项兵院长本人的提议就曾被管理委员会否决，“曾经有一个讲课特别优秀的教授，已经是讲席教授，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同意过来，但是委员会上根本通不过，大家认为他的学术成果代表不了长江。”遗憾之余，项兵更多的是自豪，“我敢负责地说，长江的标准绝对世界前十五。”
2005年，在长江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的滕斌圣教授决定受邀加盟长江时，他深切“领教”了长江的高标准：学院要求他发出10封以上信件，分别寄送给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一流学者，请他们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评估他们的学校是否愿意接受自己等等，得到了至少60%以上的支持率，才进入到所有教授投票的环节，达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他才获准加盟长江。“整个程序走了将近半年，比美国多数学校都要严。”回顾当年加入长江的情形，滕斌圣教授依然印象深刻。
学术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就在这样繁复的细节中得以保持，长江堪称“国内唯一一所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商学院”，集合了全球近50名的一流教授，其中主要为全职教授。至今，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获得终身教职的陈龙教授，依然记得第一次在长江授课的感受：“最大的感觉就是不生疏，马上意识到自己和学院浑然一体，这里跟国外顶级商学院一样，有一种自由纯净的学术空气。”
探索新疆界 ，成就新兴市场管理知识先锋
纵观世界顶级商学院，多有“独门功夫”，比如金融之于沃顿、营销之于凯洛格。当全球的学术资源汇聚长江，那么，长江商学院该用力在何处？其崛起于世界管理学界的必杀绝技何在？
在项兵看来，欧美主流商学院关注的主要是“阵地战”，即具备现代制度的企业如何在发达市场进行竞争与合作。项兵很清楚，如果一直追随西方，长江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机会，在国际管理学界亦无以立足，“如果没有‘从月球看地球’的思维，长江永远都是二流的。”
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为长江创造机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与合作正重新谱写诸多行业的竞争版图，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全球化与全球资源整合，以及跨国公司对新兴市场的重新定位及资源整合的相关商业研究越来越重要。然而，全球顶级商学院对新兴市场商业竞合的研究阙如，既不重视也缺少比较优势，而长江正置身在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
立校之初，长江就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进行重大创新，将三大重要问题的研究作为立足全球管理教育行业的支撑点：深入研究国企、民企与跨国公司在中国这一独特的新兴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依托长江教授的全球视野、独特的研究能力和资源，探析中国的全球化以及中国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以及这些变革对世界各大行业的影响；跨国公司如何进行新的一轮全球部署来应对中国与印度等金砖国家的崛起。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构成了长江差异化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内容。
“已有的研究，多是用西方的理念和理论来观察中国本土企业，实际真正对中国原创性的理论研究非常少，许多基础性课题缺乏权威的回答，比如，民营企业在人才、技术、资本全方位劣势之下，为什么能给跨国公司造成那么大的挑战？”战略学廖建文教授说。长江教授的研究方向，不再满足于先进国家成熟理论的拾遗补缺，而是致力于开拓“新疆界”，闯出新天地。
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写著《江村经济》一样，廖建文教授致力于从现场出发，不断追寻各类企业在新兴市场如何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安踏体育、三一重工这些生动的本土样本，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素材。“以安踏为例，就在不断‘从下往上走’，逐步占领不同层面的市场，演绎了中国制造业一个典型的升级进程，不断提升品质、渠道、品牌、设计，逐步进入主流市场，此后，阿迪达斯、耐克这些成熟企业又该如何回应，新旧力量博弈的演化路径又会怎样……除了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杂志，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能对商业产生直接的影响。”
同时，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正在孵育全球未来最大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置身于这些市场演进的历史现场，曹辉宁、陈龙、甘洁等一批顶尖金融学教授正深入研究这些本地市场制度架构、运行机理，这些具有极高价值的学术成果，可能作用于决策层，直接影响顶层制度设计。
“我们不只是远观，而是直接投身于中国转型这样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长江为教授提供了非常大的自由空间，教授自己决定其具体研究方向。”陈龙教授说。
借由学院提供的学术平台，长江成功解决了顶尖教授离开美国一流大学后世界级学术成果难以为继的难题，进入了“以研究为主导的商业模式”的良性循环。加入长江后，众多教授不断推出具有世界水准和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具有说服力的是，过去5年，长江全职教授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人均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球第六(美国芝加哥大学为第七)，在全亚洲商学院中居首。
除了严谨的学术成果，从2003年至2012年5月，围绕真实的中国商业状况、跨国公司本土化和中国公司全球化，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开发出了228个中文案例、43个英文案例和16份研究报告，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战略与管理、市场与品牌、物流与生产、金融与财务、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以及产业链等。这些本土案例的深入研究，推动长江成为集原创性、前瞻性和应用性为一体的管理新思想源泉，为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
十年前，长江的创建者希望学院能够成为“新兴市场管理知识创新的先锋”，期待哈佛、沃顿等顶级商学院解读新兴市场的理论、方法或者案例，将有一大部分源自长江。如今，这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互动的共同体 ，传道前沿管理知识与管理经验
创始教授曾鸣至今都记得，十年前为长江商学院首期EMBA学员上第一堂课的情景。
当时学院刚刚成立，打响头炮至关重要，“坦白说，当时学员学费都没交，真担心如果上砸了，一半的学员跑了，学校都办不成。”为了开好第一堂管理学概论，他和合作的组织行为学阎爱民教授准备了整整一个月，反复搓摩，“看了所有相关案例，进行详细的课程设计：每半个小时讲什么，给学员设计哪些问题，问题的陷阱在哪里，怎么让讨论深入进去，不断论证。”开课前一周，两位教授专门彩排一次，为30余位朋友试讲了一天。结果，第一堂课得了满堂彩，课堂互动氛围极好，高端企业家学员们被长江教授的风采征服了。
世界管理教育的主要培训对象多以MBA项目为主题，培养未来的高级经理人及中层管理人员，很少涉及现有企业高层的培训。然而，中国的国情特殊，大量企业高层出自实践，未接受系统性的管理知识培训，长江商学院立校的一大宗旨就在于为中国培养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因此，除了培养未来的“帅才”，学院实行“金字塔”顶端的战略定位，高举高打，直接定位于董事长CEO 等位于企业最高决策层，这一点，突破了全球管理教育的固有“天花板”。
“长江商学院的学员构成和西方主流商学院完全不同，在西方，MBA大体就是‘排长’到‘连长’，EMBA是从‘营长’到‘团长’，‘军长’、‘司令’几乎没有，而长江直接锁定一个企业的领军人物。”项兵院长说。以长江EMBA项目为例，70%以上的学员担任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级管理职务。
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家高层面临的市场环境异常复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相互博弈，市场结构层次多样，且外部环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即便最传统的行业，每几年都会产生一次结构性变化或行业重新洗牌。本土企业家求知欲望强烈，他们希望长江商学院能够以智力的支持，帮助将企业带到一个新高度。
学员们的高期待，给长江教授团队提出了高要求。饶是见多识广的著名教授，在海外学成归国后，登上长江的课堂至少要“闯三关”：真正了解中国、精熟于中文授课、可以快速响应创业型企业家的需求。周春生教授如此描述长江教授的要求：“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高度关注商业实践，且要有一流的口才，即使对于天赋很高、功底深厚的教授，在早期，都不免与学员有些碰撞。”
早期的磨合历程固然艰辛，然而，企业家们有了更多收获，困惑得到了解答，教授们的洞见甚至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验证，这一点实在令人兴奋。有一次陈龙教授讲解投资，课间休息，有一个学员走到僻静角落打了很久的电话，“下课后，学员告诉我，他跟别人谈了一年的并购合约，本来基本框架全定了，听了课之后，发现问题重重，决定重新谈判。”
之所以具备如此的吸引力，最基础的条件在于，无论是话题事关全球化还是新兴行业，长江商学院的产品设计总能切中关键、步步深入、领先时代，比如2004-2006年间，中国企业纷纷涉足国际并购，不少失败案例源自“跨文化的管理”，但是，长江的探索并不限于跨文化管理之“术”，而是深入到中外人文理念对接上的差异，据此推出了一系列人文课程。
“长江教育项目走独特的‘中间路线’，我们关注学员需求，同时也关注‘新知识的创造’，总有一部分知识领先于时代，永远拉着学员在走。”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EMBA执行主任罗譞说。
过去10年，长江所提出的“跨国公司的下一轮变革”、“应对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与全球化”、“取势、明道、优术”等领先理念，帮助了一代有梦想的中国企业家完成了其全球视野的塑造，比如，曾派送多位核心高管就读于长江商学院的复星集团，其理念就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以全球应对全球”、“以链条对链条”等院长的标志性语录，成为长江学员的口头禅，影响深远。
输出价值外，长江更输出价值观。
在世界范围内，长江商学院首开先河，在核心课程中率先加入人文模块，倡导以“人道”和“人文”精神反思商业行为与发展，强调企业家公益与责任等，弘扬新的普世价值。现当代中国，企业家可能是最孤独的人群，其承受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压力，使之容易迷失。就是在长江，他们得以相聚相知，形成共同的人文意趣，并有机会重新审视自我，重塑价值观。
正因为长江倡导的价值，突破了“利”的层面，由“义”及“道”，在长江，学员与学员、学员与教授的情感纽带格外牢固。有一次，曾鸣教授带领长江EMBA项目二期的学员到异地授课，当日白天讨论数家知名民营企业的案例，情绪很热烈，“到了晚上，大伙坐在一起边喝东西边聊天，一桌有八个人，大家聊到民营企业面临的诸多困境、如何处理政府关系等平时很少深聊的话题，真是只有氛围到了、情份到了，大家才会讲的开。”曾鸣回忆说。
在长江，聚合的不止是一流的教授，同时汇聚了中国各行各业最出色的企业高管，以及众多志存高远青年才俊，构成了一个知识与理念的共同体，彼此呼应，形成了一股有志有节的正能量，“想到长江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一幅图景，有一所在波涛中前进的大船，船上是长江的学生、老师和教授，我们一起喊着号子，激励着寻找着方向。”一名长江教授如是说。
未来的新使命
2011 年9 月6日，长江商学院伦敦办事处成立，2012年11月，学院与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合办的“全球企业战略-中国”短期课程开班，学员包括欧洲著名企业家兼慈善家苏格兰首富亨特爵士(Sir Tom Hunter)等欧洲商界领军人物。
一个教学点的延伸、一门新课程的开设，貌似简单，实际上代表了全球管理教育历史的新篇章——东西方在管理思想与实践的双向交流与学习、实现互动互惠互赢。长江不再受制于校园、国界的限制，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学习平台”(Global Learning Platform)，以全球优质的管理教育资源向全球商业领袖提供优质的学习体验。
早在十年前，长江就规划了“3-4-3”的十年发展大计：2003年-2005年，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无缝对接，拥有自己的世界顶级教授团队，形成独特的学院文化；2006年-2010年，加强与全球经济新兴势力，重点加强与印度、日本、韩国、东盟及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建立泛亚洲的商学院体系，同时启动美、欧、亚“三国演义”战略，不断扩大长江商学院的影响范围；2010年-2013年，长江进入“洲际整合”阶段，进一步寻求整合更高端的全球商学院资源，进入全球顶尖商学院行列。
“2003年开始，长江一直在送CEO班、EMBA和MBA学生出去，到全球最好商学院学习，此种模式为长江首创，然而，其实更想做的是在海外招生，目标人群不是海外的华人，也不是一般外籍员工，而是全球知名企业的全球高管，比如活跃在纽约、伦敦等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那群CEO和决策者。”国际项目副院长、市场营销学孙宝红说。
长江的“新思维”在于，他并不与全球顶级商学院直接竞争，而是通过全球资源整合，力求打造一个可以集成全球顶级管理教育资源的最佳平台。经过十年的积累，长江已经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肯尼迪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伦敦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等世界一流商学院结成了合作联盟，开展深入的管理教育与研究资源共享与合作。
由于“新兴市场管理知识”方面的话语权，合作同盟中，长江所提供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展望未来，全球顶级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如果不了解新兴市场与金砖国家，不了解东亚，都很难成为未来一代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东亚和金砖四国的研究，是长江未来重点加强的研究领域，这是‘镇山之宝’、‘革命根据地’，参透了这些市场，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钥匙就在你手上了。”项兵说。
如今，韩国的赵东成教授、日本的远藤功教授正在帮助长江拓展对东亚国家的研究，陆续将有来自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教授加盟长江，同时，长江正在参与推动的“金砖四国”四大商学院联盟，这将为长江的差异化战略增加新内容。
可以预见，随着华为、万达、复星等中国明星企业将会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化，只要长江能与这些潜在的世界级企业同步成长，加强有关新兴市场管理的研究与洞察，“好风凭借力”，下一个十年，长江的全球地位将会进一步稳固。可是，长江为世界奉献的价值绝不只是多了一家顶级商学院。
如果说，过去十年，长江更多在帮助中国“全球视野”，那么，未来十年，长江将为世界贡献“中国的视角”。
西方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人的地位是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借力于西方国家的强势，其价值观成为全球的普世价值。然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剩余生产力导致了现代的“消费者文明”，加速了全球气候环境急速恶化，引发了“可持续”的担忧；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则表明，如果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构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将可能造成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财富与分配的不均。
实际上，如果真正关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先哲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责任”意识、“家国”情怀，对于根植社会痹症、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和谐发展，也是不无裨益的。随着亚洲及新兴市场的崛起，未来，单项传播的知识与理念的“不平衡”将必然被打破，长江则是第一个破冰者，她完全有机会借助自身的教育平台，积极将中国先哲的优秀思想推广到世界，希望藉此为推动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似乎，这一切显得有些遥远，然而，十年前，若是没有李嘉诚基金会、创业教授团队和长江上下的责任意识、理想主义以及创新精神，本就不会有这样一所商学院，其影响力如此广大；某种意义上，正是责任、理想、创新，构成了这个机构的魂魄。
“长江的梦想不只是世界前十，我们希望以新的‘道’，努力将长江建设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项兵院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