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特别报道
1964年10月16日上午，第九作业队701队的勇士在原子弹爆室内给原子弹安插雷管。（本报资料照片）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年了。50年来，不断地有人在问：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其实是法国人。1965年，zh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有篇题为《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的文章。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权威主流媒体首次正面回应“中国原子弹之父”问题。但钱三强先生自己并不认同，他说，我只是铺路石。
核武器研究所组织了222个科研人员参加了首次核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口述史作家侯艺兵告诉记者，迄今为止，该院有关部门仅知道222人中一百五十多人的姓名，也就是说，有将近六十多位参试人员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
当年，原爆的参试人员共有5058名，他们不就是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强军梦的“梦之队”吗？今天，我们能说出他们中的哪怕58个人的姓名吗？恐怕要能说出其中8位的人，也不会太多。
但蘑菇云确确实实在中国最荒凉的大漠深处升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在我们知道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用他们人生最澎湃的激情、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杰出的睿智和最纯洁的忠诚来制成和“引爆”的。
正是他们的真诚、不屈和顽强，他们发誓要让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志气和梦想，汇聚成了原子弹中心那个“点火中子源”。
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8月初，在青海西宁西侧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外行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极其细致和危险的工作。外行可能不知道的是，美国在安装原子弹时就曾发生过意外，造成几名科学家意外丧生。
装配大厅分外明亮。安全线外，张爱萍、刘西尧、李觉、朱光亚、吴际霖、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无声而凝神地观察着。
整整72小时后，第一颗原子弹安装完毕。
那时，美国已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并不断利用间谍卫星、高空飞机窃取我国核武器试验情报。华盛顿甚至有人公开鼓吹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
事不宜迟。
9月2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说：“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日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来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不迟于9月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至少需要20天。”
毛泽东当天批示，已阅，即办。
9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先念和聂荣臻等出席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了有关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各项原则问题。
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李鹰翔告诉记者，9月29日下午2时24分，运输原子弹的专列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领导和武装警卫押运下，从基地专运线上星站发车，于10月2日上午运抵乌鲁木齐。这趟专列被定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级专列保卫级别，沿途都有公安警戒。到了省界，由两省的省、自治区级公安厅长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为免产生静电火花，沿线列车检车的铁锤，一律改为铜锤。当时使用的是燃煤的蒸汽机车，所有的煤块都用筛子筛过，以免其中混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横跨铁路上方的高压线，在列车经过时要暂时停电。
原子弹运抵乌鲁木齐后，部件分别通过伊尔飞机运抵罗布泊马兰基地的开屏机场，然后在原爆中心铁塔旁的地下装配间再重新组装。
当年参与组装的第九作业队702队蔡抱真回忆说，第一颗原子弹是两个人合抱那么大的铝合金球体。记得组装时，铀球是最后安装进去的，我们叫“投篮”，“投篮手”是李文星。先把铀-235一个半球放好，再放进点火中子源，那是个更小的小球；然后把另半个铀-235球体盖上，完了转90度让合缝朝上。最后用真空吊吊起，像投篮一样装入原子弹中间的空腔，再盖上反射层。扣好最后一个部件后，再将原子弹装进一个保温的圆桶待命。
在等待“零日”的日子里，核武器试验基地的科技人员特别着急，到底哪一天试验啊？开始以为会在“十一”国庆前试爆，向国庆献礼。国庆过去了，还没有命令下来。白天盼、晚上盼，等得心焦。10月10日晚上，技术员杨春章在帐篷睡觉做了个梦，早晨起来跟大家说，他梦见爆炸时间确定了，是三个“15”。当时大家琢磨，这三个“15”是什么意思啊？等后来上级把试验时间正式传达下来，就豁然大悟：这第一个“15”是1964年建国15周年；第二个“15”是10月16日即国庆后第15天；第三个“15”是下午3时即当天的15时。真是太巧了，冥冥之中竟有这样有趣的巧事！
第九作业队701队队员叶钧道，如今已高寿83岁，他告诉记者，1964年10月14日18时30分，装在特殊保温圆桶中的原子弹，开始吊装上塔。
随着地面指挥员的口令，卷扬机缓缓启动，将原子弹吊起。当时他和另外两位同志蹲在装着原子弹的圆桶上，一起升向爆室。一是给圆桶增加些重量，以免高空大风带来的剧烈晃动；二是如发现起吊钢丝被风刮乱，可及时整理，防止钢丝缠绕。
“刚起吊时，地面测得风速只有4-5级，但随着升降机将圆桶越升越高，空中的风力也随之加大。突然，大风将钢丝吹得抖动起来，尽管有防护装置，升降机还是停了片刻，等钢丝稳定后，终于将圆桶成功地送上塔顶。”叶钧道说。
塔顶的爆室分为两层，下层安装空调设备，上层安放原子弹。爆室的底部有一个可打开的活门，圆桶快要抵达爆室前，塔上工作人员才将底部活门打开。不能过早打开，是因为爆室需要保温。保温的要求是必须达到20℃，且正负不得超过5℃。圆桶升入爆室之后，爆室地板上的活门立即关闭合拢。可别小看这两扇门，它们的设计要求是必须能承受2吨以上的重量。
按照设计要求，爆室上层地面的高度正好是100米。所有的测试设备都对着这个位置，100米，才是原子弹真正的爆心。
14日当天19时20分，原子弹吊装完成，静卧爆室。
几十根雷管，插了三个多小时
10月16日5点，罗布泊夜色正重。
叶钧道起床了，他和队长陈常宜、队友张寿奇三人将上塔在爆室为原子弹插上几十个雷管，另有五位同事则在塔上塔下同时做好导通、记录等各项保障工作。
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早就等在食堂，亲自给上塔的英雄打早饭。李觉带来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那个说“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的赫鲁晓夫，昨天下台了。
叶钧道至今记得，铁塔上的爆室并不大，只有三四个平米见方。整个插雷管的过程，花了3个多小时。几十根雷管为什么要插上那么长时间？因为有接插测控，以及导通这几个步骤，还要防止静电。这是一对矛盾：作为电器，必须干燥不要潮；但对炸药来说，空气略潮点可以防止静电意外引爆。因此，除了他们身上穿的全是棉制品，包括鞋子，他们还必须动作非常非常地缓慢。一慢，静电就减少了。贾保仁把精选出的雷管递给陈常宜和叶钧道，而且每操作一下就要马上接地，就防止了静电。
在正式给原子弹“老邱”插雷管前，叶钧道已经插过200多次雷管，包括在核武器研制基地举行的爆轰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如此，仍必须绝对慎之又慎。他说，一枚雷管大约7毫米长，一个人插雷管，另两个人在边上督促检查。插雷管的要求，是必须插到位。插好了，还要用尺量一下。怎么叫插到位了？工艺上设计了一个到位声响，雷管插到位后，会“噶”地一响。一个人插下雷管，必须3个人同时听到“噶”地一声。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就必须重插。
插雷管时，爆室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气氛凝重。核武器研究院试验部主任陈能宽在后面督促。贾保仁记录下每一个人插的哪个雷管，最后赵维晋负责导通。李觉上塔后，站在后面看，一句话也不说。
确认全部雷管插好，并导通无误后，赵维晋最后在《安全任务书》上签字。再次确认爆室温度正常后，才锁好爆室，一起坐吊篮撤下铁塔。
等候在铁塔下的李觉、朱光亚和张蕴钰，与他们一起最后撤离。此为“零时”前3小时左右。最紧要的时刻，最重要的领导始终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和最关键的员工在一起。
于是，从北京到整个核试验基地，目光都汇聚到了主控站。
主控站是试验区最大的工号，虽然是半地下建筑，但只有很小一部分暴露在地面上。从入口处通往个工作室的过道上设有四道门。核试验时仅关闭了第一道门。
主控站有3个工作室：主控室、通讯室和观察室。主控室也仅有二十多平米，地面铺有橡皮垫，进门要脱鞋。里面最主要的设备是监控仪表柜和引爆控制系统，前面的屏板上安装有多种检测仪器和手动控制开关。操作控制台正对监控仪表柜，操作员的边上是负责监督的副手。
通讯室有通讯、广播等设备，通过窗口可看见主控室的情况，核试验时负责倒计时广播的报时员就坐在这里。首次原爆的报时员是大尉史君文；从第二次到第九次核试验，是上海姑娘石明媚负责报时。而观察室是用来观测和拍摄蘑菇云的，外墙上有几个直径三十多厘米的密封防弹玻璃窗，有三四台摄影机可以同时拍摄。
此前，全区联试总共进行了3次。核武器试验是一种接近实战的大规模综合性的科学实验。因此参与原子弹爆炸试验的，还有一支大队人马就是负责核武器效应试验的工作人员，包括核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和总后、空军、海军、装甲兵、防化兵、铁道兵、二炮等10个核效应试验大队。他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实测手段和方法，摸清在空中、地面以及地下等各种条件下核武器的毁伤和破坏规律。在试验现场几平方公里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最后的试验结果表明，我国首次核试验由于各项准备周到充分，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数据，美国第一次核试验得到的数据也不多，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设计要求应得到的数据基本都得到了。
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零时”将临，张蕴钰从铁塔返回主控站后，把起爆钥匙交给主控站现场指挥、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少将，由张震寰交给主控制台操作手韩云梯。
主控制台上有个盖，盖子上有锁，把锁打开后才能把盖取下。只有指挥员发出口令：“开盖！”韩云梯才能把盖子拿下来。不开盖无法操作各种按钮。控制台上与实现核爆炸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有4个开关：“K1”、“K2”、“K3”和“刹车”。“K1”、“K2”是2个钮子开关，用于发出引爆控制系统设置的两道解除保险信号，“K3”和“刹车”是按钮开关，分别用于发出接通同步装置电源和中断核试验的控制信号。按核武器研究院的设计，“K3”按钮接通同步装置电源后，由主控站引爆控制系统按设定程序自动发出“起爆”信号。而各参试单位收到“K3”信号后，在10秒间隔内按预定程序向各测试站发送信号，测试设备立即启动，而主控站在第10秒自动发出的信号，才是起爆信号，它传送到同步装置，触发管导通，引爆原子弹。曾有人说，为了快捷，按钮要用力按，其实完全不必。按钮开关结构精巧，内有弹簧，如猛地一按，反而容易造成损坏。
只有在“K3”已按下，但在正式起爆之间的10秒钟内出现同步装置输入/输出电压超出规定范围等严重异常情况，才能按下“刹车”按钮。按下“刹车”按钮后，引爆控制系统立即切断同步装置电源，同时向核试验场区所有测试站发出停机指令，原本采样的飞机不再起飞、采样炮弹不再发射、防化兵也不再出发。
正是“刹车”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时间又如此短暂，为减轻主控台操作手的心理压力，最后决定将“刹车”按钮移至监控仪表柜屏板上，让惠中锡和高涂两人负责监控仪表和负责“刹车”按钮。
“零时”前3小时，远在北京的周恩来给二机部部长刘杰写了一封信：“刘杰同志：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周恩来十月十六日十二时”。
刘杰向试验现场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钱三强正好来到他办公室。刘杰告诉他，我们的原子弹今天下午三点爆炸。钱三强一听激动万分，充满自信地说：“会响的，我相信一定会响。”这一天，正是钱三强51岁生日。
“零时”前半小时，坐镇主控站的张震寰下达了“K1”口令，引爆控制系统设置的两道保险解除。口令通过有线广播传递到距爆心60公里外的白云岗观测点，等待观看原子弹爆炸的众多参试人员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确切时间。
倒计时15分钟准备，发出“K2”口令。
此刻的白云岗，张爱萍站在半人深的堑壕中，参谋姚献新在他身旁守电话。现场所有人背对爆心卧倒，堑壕里的人蹲下，只有张爱萍站着。姚献新两次站起来，都被他按下。姚献新不服地说,首长，你怎么不蹲下啊。张爱萍说，你们还年轻，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张爱萍就这么一直向爆心铁塔的方向站着。“零时”，张震寰发出“K3”口令，韩云梯按下最后一个按钮。
报时员史君文立即开始报时：“10、9、8、7、6、5、4、3、2、1——起爆！”
一道强烈的银光闪过。因为声波传递的速度慢，“起爆”令响几秒钟后，白云岗上背对爆心闭目卧倒的人们起先有一丝疑惑：怎么还不炸响啊。等听到隆隆巨响传来，再转身一看，只见铁塔处已经出现一个巨如太阳的火球向上翻滚，一个蘑菇状烟云随即矗立在场区中心。刘西尧高喊：“7000米！7000以上！”专家们肯定地说：“是核反应、是原子弹爆炸！”现场一片欢腾。
张爱萍拿起话筒，立即向北京报告：“报告总理，我是张爱萍，成功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周恩来异常激动地说：“好！我马上报告主席！”
几分钟后，张爱萍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科学家立即核对各种数据，张爱萍再次将结果向周恩来报告：“爆炸当量在2万吨以上，与理论设计基本吻合。”
电话的那头，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片刻，他再次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先不要对外公布，等外电报道证实后，我们再公布。
当天傍晚，美、苏、日等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侦察到我国的原子弹爆炸，西方通讯社立即将此重大消息传遍全球。世界的这一天，是中国日。
傍晚，在人民大会堂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接见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上千名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向大家发布了“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的喜讯，大厅里顿时响起排山倒海般的欢呼……
当晚10点，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和政府声明。人民日报社加印了号外，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欢乐的人群里，一个戴墨镜的男子也抢到了一张号外，他幽默而骄傲地轻声说了句：“这一下，我陈毅的裤子，不用当了！”
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三天，10月18日，一个名叫“徐进”的学者坐火车离京，前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徐进”在信阳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就是钱三强。
从1964年到1996年，我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美苏两国先后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进行了两百多次。
1996年7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
早在1964年10月16日当天深夜，我国发表的政府声明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正为此不懈努力。
特别鸣谢：
本报“中国原子弹爆炸50年特别报道”，得到了吕敏、葛能全、李鹰翔、程漱玉、叶钧道、原公浦、孙秉众、王万喜、王国元、石明媚、刘兆民、王宝斗等亲历者，总装备部刘程、彭继超、陈怀国、陶纯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侯艺兵，以及“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中核集团、四○四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