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为儿子事业定调:不能当官从工人做起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我们到达河北与刘少奇、爹爹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还没来得及同爹爹和康妈妈见上一面，我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那时候跟百姓同吃同住，我和邓颖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两口子，黄华两口子，邓颖超的秘书，周恩来的秘书，七八个人。大约1948年8月份土改工作快结束了，邓颖超说，咱们工作快结束了，你们也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第一次见他们，爹爹非常高兴。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忙着招呼我们坐下，刚坐定，爹爹便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