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开书店屡被刁难 获李克强重视:鼓励创业

27.11.2013  13:34
张俊敏和他的鼓楼书店。资料图片 - 上饶之窗
张俊敏 从头再来 - 上饶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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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敏和他的鼓楼书店。资料图片

 

  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毕业生,回到家乡创业,办一个书店,在多个部门跑了30多趟,花了不少钱,历时三个多月,总算办起来了。但开业后,各种检查、收费、罚款就跟着来了,没钱就拿书,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最后,他一气之下关门不干了。我们非常希望在大城市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带动当地就业。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他怎么回去创业呢?因此,要实行最严格的行政审批“准入制”,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要一律取消。

   —李克强

   2013年11月1日《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有一位部长告诉我,说他接到一个投诉信,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家,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他想自主创业。干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县城里面要增加点文化氛围,就想办一个书店,从父母和亲属那里借了20多万元,结果跑了三、四个月,盖了几十个公章,总算跑下来。好不容易租了店铺,然后就开始被检查了。有的执法人员进去看,说你这个店玻璃颜色不对,照到街面上光污染,你得改。要办书店的年轻人说我已经没钱了,执法人员说没钱也行,给书吧,就摸了几十本书走了。那他书里是不是有什么“打黄扫非”方面的问题呀?没有。实际上,人家办的是一个社科书店,主要是教材,还真没这方面问题。

  到最后,这个大学生实在是经不起检查,只好“关门大吉”。我说经不起检查,不是书经不起检查,而是经不起各种人员的反复检查。他一气之下给部长写了封投诉信,部里派人下去查,还果真如此。大家想想看,我们在尽力为各地城镇新增就业、创业创造条件,而各种审批、检查显然把人民群众这种创业的热情给抑制了。所以我们下决心减少行政审批,这半年多来,中央政府下大气力已经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简政放权的政策,向社会、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鼓励大家就业创业。

   —李克强

   2013年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

   工人日报》2013年11月4日

  听了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张俊敏心中感觉很温暖,他决定重新让自己的事业梦想起航。

  今年5月,在经历了一次“非正常”突击检查后,他亲手关掉了开办两年的书店。关门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两年来,他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当初在办理证件时,饱受各种审批之苦,开业之后,又被各种检查、年审和杂费弄得心烦意乱。

  5月31日,中国青年报曾以《没有书香点缀的城楼》为题,报道了他的两年创业经历。稿件刊发之后,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领导的高度关注。他们迅速派出调研组赴事发地,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核实。

  当北京的调研组来到山西的时候,张俊敏正赋闲在家,对前途感到“一片迷茫”。调研组的到来,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调研组走后,他去北京、厦门的书店打工取经。现在,他已经回到山西吉县老家,看中了一处空房,准备东山再起。

   两年挣扎苦斗

  张俊敏今年26岁,山西临汾吉县人,曾在北京大学做了4年旁听生,北大的学习打开了他的思路,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感觉自己有责任回到老家做一名文化传播者。

  2011年,他回到临汾市,发现临汾的社科书店所剩无几,仅存的也是勉强度日,只有卖教辅的书店还能生存。他感觉,没有书香的城市总是少了一点应有的文化气息,这股浓郁的书香,不仅仅来自教辅书,而应该是提供精神力量的社科文史哲类书籍。他发现,社科书店经营不善的原因并非市场不好,而是书籍选材不好,读者也没有安静优雅舒适的环境,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求。最终,他决定经营一家带有“文艺范儿”的社科书店,打造一个本地人文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

  小张家不是很富裕,父亲在老家吉县某单位上班,母亲开一个主卖文具的小店。小张的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卖掉了县城里为他准备的婚房,另凑了20多万元,一共筹到40万元,开书店的钱就凑齐了。

  当时,他心里有过很多美好畅想:书店生意红红火火,聚集大批城市里读书的爱好者,读书会、诗歌朗诵会一波接着一波……

  现实并非想象,办证的过程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开书店先找文化部门,市里、区里的文化局来来回回二十多次,然后是工商局跑了十几次。对方的理由不是材料不齐,就是主管领导不在。

  小张有过骑自行车去拉萨的经历。但他说:“办证的过程,比骑行去拉萨还难。”办证后期,为了防止自己的资料总是不齐全,他用去西藏的登山包背上所有材料,由于担心公共汽车耽误时间,他再次骑上山地车。小张以远行者的姿态往返于城市的各个部门。

  但是,资料依然不齐全,证难办,脸难看。

  有人私下提醒他“成熟点”,“要办事,得送礼”。小张不听,他觉得自己做的是光明正大、富有意义的文化事业,为什么要送礼呢?

  心里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当地政府的热线打电话,甚至给北京的主管部门写信。终于,拗不过,他用了自己“最看不起的方式”解决了此事—找关系。

  证件很快就办下来了。书店开在临汾城市地标鼓楼边上。

  本以为拿了证件万事大吉,没想到,装修的过程又不顺。为了美观,他换了玻璃门,城管找上门要罚款,甚至阻止他继续装修。

  为了防止城管突击上门封店,他晚上搬个行军床,就睡在大门外。

  父亲觉得他“太不懂事”,私下找到城管,准备交罚款了事。小张知道后,冲到城管部门,继续据理力争。最终罚款的事不了了之。

  经历百般折磨,书店总算开起来了,他用心经营,自己挑书,推荐书。读者来到店里,他热情推荐,有人偷书,他不在意,有人坐在店里看书,他也很高兴。慢慢地,书店人气越来越好,一帮铁杆读者成了朋友。一个读者还成了他的妻子。

  100多平方米的书店,1万多本书,都是他用心挑选的。书店生意日渐好转,他还雇了两个员工。

  但是经营之外,烦心事还是很多。工商每年年审,“搭车”收取各种费用。文化部门也让他缴纳培训费。张俊敏看不惯,“这种搭车收费让我很不舒服。关于文化培训收费,也很不合理,我去讲都比他讲得好。”

  还有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上门检查”,让他心里不爽。找当地的小老板们诉苦,有人劝他,“不就交点钱吗,为什么这么较劲?”

  张俊敏不服。“在这里,很多人都跪下了,我还站着。”他说。

  今年2月,张俊敏压抑已久的怒火,在一次检查中爆发了。2月28日,书店来了几名文化执法工作人员,晃了一下证件,就开始检查图书。张俊敏问他们理由,对方不答复。张俊敏举起手机,对准执法队员,在20分钟里,他一边拍摄,一边向执法人员提了几十个问题。

  当天晚上,他把视频放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

  张俊敏说,当时之所以选择用视频进行维权,是因为实在无路可走:“我觉得这是维权的最后一种理性的方式。我走了很多路,找了很多的部门,发现每个渠道都不是畅通的。”

  两年来,他自下而上走了所有正常的程序、正常的渠道。“我找过很多单位的领导,没有结果。我找媒体,媒体觉得比我冤的人大有人在。后来发现这些渠道都是无效的,只能再找关系。你要不找关系,就只能跟他们决斗了。决斗也不会斗过他们。”

  张俊敏多次选择过妥协,“你不妥协这个事情一直僵在那个地方,得不到解决,你每天为了一个证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着,会影响你后来做这个事情。拍视频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按我之前的路来走的话,成本太高,维权的代价太高了。很多小老板劝我,让我‘以大局为重’,把生意做起来,赚点钱。我感觉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于是决定用这种公开的方式维权。”他说。

  视频发出的第二天,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让他去谈谈。

  有人说:把视频删了,你的事会尽快有答复。查你的书店是省里统一安排,涉嫌盗版的书需要送到省里作鉴定。

  张俊敏提出要看省里的文件。

  对方说,文件是保密的。

  张俊敏坚持,对方也坚持。小张拗不过,对方同意7天内给答复。

  回到店里,他查阅相关法规,列出了执法存在的18个问题。7天后,继续上门追讨。

  过了一个月,在张俊敏的不断追问下,查抄的书陆续送回,没有送回来的文化部门掏钱结账。

  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一次联系张俊敏时,他很犹豫是否要讲出自己的故事,但是没过几天,区里再次上门检查,这下,他彻底失望了。他再次用手机拍摄了视频,但是没有放到互联网上。

  两次检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想想这两年的经历,想想自己还要继续受各种检查税费的“骚扰”,张俊敏下决心把书店关门了。

  平心而论,相比其他“忍气吞声,大局为重”的小老板,张俊敏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并没有被罚过很多钱,但是,他已经无力继续“理论和战斗”。当时,他签的三年房租还剩一年到期,但他毅然决定“走人了”。后来,书店变成别人开的一家奶茶店。

  5月10日,他回到老家吉县。关于未来,一片迷茫。

   创业热情重燃

  回家的日子,他一直在找工作。关于开书店的事情,他已经不愿意再提及。他把书和货架拉回老家县城,一盘点,还剩10万元钱的书。他拿出800本儿童读物,捐给了当地两所贫困小学。

  让张俊敏没有想到的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他的经历后,很快引起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重视。6月4日,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作出专门批示,要求成立调研组,要从转变职能角度进行调研。副局长孙寿山也作出了专门批示。

  6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6人调研小组,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成为调研组成员。

  6月13日中午,调研组抵达临汾。当天晚上8点30分,为了能听到真实情况,调研组在没有地方领导参加的情况下会见了张俊敏,张俊敏用了近两个小时作了汇报。

  调研组在临汾期间,分别走访了市工商局、城管大队、市区两级文化主管部门,与当地民营书店老板和读者座谈。

  记者走访了当地的一些商户后发现,张俊敏的苦衷和遭遇并非偶发个案,一些当地小商业者或多或少都有过相似的经历。

  在互联网上,网友纷纷发表看法,有人说,自己虽然不是开书店的,但是也有过办证难的经历,甚至经历比他还“痛苦”。张俊敏也坦陈,相比他后来看到的一些案例,他的遭遇并不是很恶劣,“有很多基层创业者的遭遇比我还要痛苦,我这个个案有普遍性。我也越来越感受到,简政放权对我们这样的小商业者非常重要。”

  张俊敏对调研组细致的工作感到非常欣慰,“总局来人后,我看到他们很负责,我第一次感受到出版部门的人是这样温和儒雅。其实,大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总局调研组认为,《中国青年报》对张俊敏的报道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有些基层部门缺乏群众观念,宗旨意识淡薄。二是当地行政管理职能划分不清。当地有关部门迅速进行了整改,理清了职责,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至今,张俊敏一直清晰地记得调研组成员临走前与他的对话。

  有人问他:俊敏,你还想继续开书店吗?

  “当然想啊。”小张说。

  “怎么开?在哪里开?”

  “我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当然也需要有好的政策,别再像以前那么麻烦就行了。”

  调研组离开后,张俊敏回到吉县,着手调研当地文化和图书市场,“文化氛围非常糟糕,没有像样的书店,我想改变这一现状。”他说。

  他认为,在县城开书店,至少需要在不亏损或者略微盈利的状态下才能可持续发展,最好的选择是在学校边,靠卖文具补贴图书。慢慢培育起市场,书店就能走上正轨。

  他看上了一所中学旁边的空房子,60多平方米。打听过后,对方告诉他租赁需县里领导同意。

  他试图拜访县领导,苦于找人无门,没有结果。

  今年8月,他决定把开店的事情放一放,到大城市学习一下开书店的经验。

  为此,他到了北京一家知名的连锁书店,当上了打工仔,借此了解书店运营的情况。之后,张俊敏又去了福建厦门市的一家书店观摩考察。

  但越是感觉良好的文化氛围,萦绕在他心头的“家乡需要文化,需要好书店”的想法也越浓厚。“想到我的家乡,文化薄弱,连一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年轻人没有一个亲近的好的文化平台,没有人能静心阅读好书,也缺少一些让人静心阅读好书的场所,年轻人缺乏精神交流空间,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继续开书店,继续做传播文化的人。”

  小张说,他的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无法模仿大城市书店的经营模式。他需要回到家乡踏踏实实地干事,才能摸索出适合小地方实际的书店生存发展之道。

  如今,回到家乡,他忍不住想重新创业,把书店红红火火地再办起来。最近,从媒体上了解到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我感觉自己再次创业的机会来了。”他这样认为。

  作为有过创业经历的年轻人,张俊敏说:“简政放权,我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优良的环境吸引人才,保护民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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