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予：官员“倒在煤上”因权力“定价”过高

过去一年，山西是在喧嚣中度过的。因“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山西成为全国的反腐“样本”。而受煤炭、焦化、冶金等传统支柱产业低迷的拖累，山西经济“断崖式”下跌，GDP增速跌至内地31个省份之末，为4.9%。“黑马”——“黑色马年”——罕见而又漫长的农历“闰九月”马年，也被普遍认为是山西的“黑色一年”。 （3月4日《北京青年报》）

“黑色马年”、官场“塌方”、经济垫底、“资源诅咒”成真等，都没离开煤炭利益纽带的维系而“倒在煤上”，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反观山西创历史之最的被调查官员总数，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或许还有“潜入水底”者暂无隐忧。此种因煤炭行业存在的灰色生态，而让地方经济、多名官员身陷“黑金泥潭”，难道是权力“定价”过高所致？非也，缺失强有力的权力制衡、监督，潜在价值巨大的相关审批权和核准权，才是异化为权力寻租的“路条”，“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的“导火索”。

事实上，多数官员“倒在煤上”，也折射出近年来能源邻域监管失控腐败已然泛滥成灾。从刘铁男到金道铭、杜善学、陈川平、聂春玉、令政策等陆续被抓，掀起了能源反腐风暴。里面还潜藏着多少的“老虎”和“苍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能源腐败就像病毒一样沿着利益关系脉络渗透、蔓延，形成庞大的腐败势力链，“山西帮”、“吕梁帮”、“五台帮”、“平陆帮”等等如是，让这些落马官员监守自盗、自肥腰包。就像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查时，从住房里搜查了亿元现金一样，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高平亦然，三任市长谢克敏、秦建孝、杨晓波“前腐后继”，让人大跌眼镜。再次说明整治煤炭领域内腐败问题已迫在眉睫，限制官员手中的自由量裁权刻不容缓。

“手握煤炭行政审批权的地方官员、利用煤焦反腐获利的纪检系统官员、省属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煤炭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官员”被专家归类为“倒在煤上”四类的官员。它映射出的是部分基层官员手中有权、监管不力，一些制度的约束，还停留于纸面上。让一些胆大妄为的“执棒”基层官员，正是利用了监管上的空隙大做文章，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弄权。如同金道铭一样，伙同被媒体称为“白手套”的“胡姓姐妹”大肆敛财。难道其弄权之险恶、之贪婪、之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情形，上级监督部门没有一点觉察？日常的管理制度没有对其产生过有效约束？究其原因，可能还在于官员任用体制不透明，民众的监督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致。

不可否认，过去一年，山西是在喧嚣中度过的。因“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山西成为全国的反腐“样本”。而受煤炭、焦化、冶金等传统支柱产业低迷的拖累，山西经济“断崖式”下跌，GDP增速跌至内地31个省份之末，为4.9%。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没有资源开发与利用上规划滞后、没有“黑色利益”成网、没有部分官员贪腐成性、疯狂聚敛、没有权力被“定价”、没有权力交易的隐秘市场的“权力游戏”，何来如今的尴尬局面？说一千道一万，须得彻底厘清其利益链条，将隐藏于幕后的其他权力交易者也挖出来，才可能产生震慑作用，不会一“黑”到底。

一言以蔽之，身为地方“父母官”，本该是地方建设的中流砥柱，本该承担着比其他行业和个人更为沉重的历史使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却砰然“倒在煤上”，这是理想信念不坚定，自我教育防范意识不够的结果。笔者以为，要摒弃“倒在煤上”事件再次发生，需我们领导干部唤醒内心的道德良知，经常反思自我、完善自我，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从根源上杜绝腐败问题，真正成为百姓服务的“亲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