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掳日劳工非人生活:烤老鼠吃 因延误治疗死去

　　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收到的一纸诉状，引发社会关注。原告是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矿业做苦役的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被告是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记者 付鑫鑫

　　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律师康健介绍，37名原告中，现年93岁的牟汉章和89岁的张世杰是仅存的当事人，其余都是原劳工遗属。

　　张世杰长子张杨说：“老爷子现在的事儿记不住，但掳去日本做劳工这事，印象太深刻，能一直说。”

　　已故劳工崔广廷的长女崔书平说：“老爷子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去告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讨个说法，把真相公之于众，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警醒！”

　　已故劳工刘千的女儿刘国莲说：“我爸爸在日本做工时被打折一条腿，用座金山也换不回来！必须让日本人道歉，父债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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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通过日本侵略军抓捕、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在日本投降后送还前，共死亡6830名。历史不能被遗忘，也不应该被遗忘。曾经的血泪和创伤，被刻进年轮里，烙印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里，挥之不去。

　　现年89岁的张世杰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因为脑溢血住院后，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要说前些年，他还能骑着小三轮载着老伴，在北京的大小胡同转悠；现在，只能安安心心在家看书，最近他在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对于张世杰等中国劳工来说，应该是个能引起最大共鸣的词。

　　塘沽：被枪押着上船

　　挨着崔广廷睡的劳工三十多岁，刚来时身体挺好。有天晚上睡觉，崔广廷觉得他全身很烫。到天亮时，一摸鼻子，人没了。

　　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的张世杰，幼时曾参加儿童团，后来又上过抗日政府办的高小和“抗日军人家属子弟中学”。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当时还是学生的张世杰被疏散回家。

　　1943年，日伪政府抓壮丁，张世杰不幸被抓中。训练中，他结识了一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开始秘密为抗日政府搞地下工作。可惜，在配合八路军攻打伪县政府时，张世杰被日军怀疑，拉入劳工队伍。

　　第二年6月10日，张世杰清楚地记得，共有60多人被麻绳捆着，赶上卡车，由日本宪兵队押往河北省衡水县。在衡水监狱，每个牢房仅10平方米左右，却要硬挤进18个人。

　　当晚，张世杰等人还被“戴响”——一种夜间锁犯人的刑具，名叫“响圈”。铁圈是活扣的，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再用长链子将每个人的铁圈都串起来，锁在大门的铁环上。串在一起的人排成一排，要躺下就得同时躺下，要站就得同时站着，要坐也要一起坐。甚至，夜里想要翻个身，还要喊“一、二、三”，一起翻动。

　　在衡水监狱待了10天左右，张世杰与别的地方押来的劳工共90多人，被送往衡水火车站，塞进“闷罐车”。

　　盛夏，在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烤箱般的“闷罐车”煎熬了14小时以后，张世杰等人被带到了塘沽集中营。

　　塘沽是劳工们离开祖国、远赴日本的最后一站。崔广廷也是在这里登的船。

　　崔广廷，1924年出生于河北晋县宿村，1944年10月被抓至三菱公司饭塚矿业所做苦役。

　　1944年，崔广廷在抗日政府冀南行署当通讯员。同年5月，他奉命执行任务，顺便请假回家探亲。当时，崔家在敌占区，他跟着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去办良民证。谁知，这个便衣竟将崔广廷带到了日本宪兵队门口，硬拽进去，关进了宪兵队的牢房里。

　　牢房里，一天仅供应两顿饭，十几个人只给五六个碗。每顿饭都是用一个小铁桶盛着较稠的高粱米粥，粥少、碗少，劳工们盛出一碗就赶紧倒在地上，用手抓着吃，让其他人盛饭。每个人只能分到一小碗高粱米粥，约2两，没菜、没汤，更没有水喝。

　　崔广廷等人被押至石家庄、唐山，最后在塘沽下了火车。劳工们步行到距离海边很近的一个大院，院内有3排大房子，看上去像个仓库。房子里，用木板钉了一溜通铺，离地面50公分左右，崔广廷等人就睡在这样的“床”上。

　　在塘沽吃的，是用发了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或饼子，一个2两左右，一天2顿，一顿一个。院里有个水缸，渴了就舀水喝，不少人因此拉肚子，据说是得了痢疾。甚至，有的人没几天就死了，日本人用席子一裹，拖出去就埋了。

　　要逃跑，不太可能——院子四周都有电网，瞭望台上不分昼夜有日本兵架着机关枪看守，夜间还有巡逻队和探照灯。崔广廷听说，有人试着跑过，被日本兵打死了3个、打伤了1个。

　　工地：与老鼠争口粮

　　简易工棚看上去是2层，实际上是4层，像蒸笼屉子，每层只有一米二三的高度。人往里走，身子站不直，像钻狗洞一样爬进爬出。

　　张世杰清楚地记得，1944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他被赶上了开往日本的船。那天，塘沽集中营160多人被押上小船，又送到大货船上。中国劳工被赶进装煤炭的后舱，不准出来活动。煤块上铺了几片苇席就是床铺，高低不平、硌得慌，根本没法入睡。

　　开船后的第二天上午，有个绰号叫“麻子”的河北省南宫县人跳海了。被救上来后，麻子嚎啕大哭：“我家有老父老母，还有两个小孩，他们怎么活啊？我不能活着回去，不如死了算了。”张世杰联想到自家还有未满周岁的女儿张淑香，心里很不是滋味。

　　经过十二三天的航行，大货船在日本北九州市的门司港靠岸。张世杰和其他劳工被日本警察押去洗澡、消毒，并穿上绿军装。随后，又坐火车又走路，直到一个偏僻山坳的木棚子前才停下来。

　　木棚四面都有围墙，出入口有座门房，门口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寮”三个中国字。华人寮前是个办公室，里面有4个日本人，负责监管劳工。其中，有个20多岁的“独眼龙”年轻人，劳工们都叫他“小瞎子”。

　　住下的第二天，张世杰等人就被派活了，要求他们码齐铁质废品。劳作中间，带工的日本人还跟大家讲井下挖煤的方法，同时教大家几句日文，比如“危险”“大木头”“小铁镐”“气钻”等等。这些都由劳工中一位懂日语的人翻译，人称“张翻译”。同时，日本人规定不准叫劳工名字，必须用四个字码的代号，就像囚犯一样。张世杰的代号是“7744”，日本话读作“那那永九永”。

　　已故劳工刘千的女儿刘国莲说，父亲过世前，依然记得怎么用日文报数，会用日文讲那些挖煤、运煤需要的工具。

　　刘千，生于1921年，原籍河北省涞水县。1944年四五月间，刘千所在的聂村伪保长，命令刘千到涞水县干活。进了县城，那里已经集合了200多人，当夜就被押到了天津塘沽。没过几天，中国人又被赶上船，抵达日本下关靠岸，随后坐火车到了三井公司三池煤矿的宫浦坑。

　　开始工作以后，不计其数的中国劳工挨日本人打骂——劳动时歇一歇要挨打，自己的代号记不住要挨打，几句日文说不上来也要挨打。华人寮东西两边都有日本居民，北边是山，南边是海，逃也逃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