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并非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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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工会八大（资料图）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通过长期观察和实践检验，得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判断，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特别是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以前白区工作上的“左”倾错误的尖锐批评，和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强调独立自主、反驳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毛泽东给予高度赞赏和支持。刘少奇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他几乎参与了党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在毛泽东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理主席职务，在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主持一线工作。但不能因此认定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应更多地是出于外交策略考虑。

　　 一、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组织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领导核心层作出重大调整：作为日常工作决策机构的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七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几经变化。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增加毛泽东、王稼祥为书记；1937年12月会议又增加王明、康生、陈云为书记。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何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缩减至三人，即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毛泽东、刘少奇分别担任政治局新成立的两个办事机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刘少奇还参加军委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

　　这次会议形成的格局，成为两年后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形成“毛刘周朱任”中央领导核心的雏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前，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华中局书记。

　　探究刘少奇1943年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原因，是理解刘少奇后来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要前提。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那么，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层则是毛泽东的选择，是毛泽东对他的赞赏和倚重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步成为领导核心后，由于党内思想路线并没有彻底解决，“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人员构成虽几经调整，还基本延续了长征前的状况，“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还有相当市场。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这种情形又有了明显的加剧，“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一度又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央”的不正常状况。毛泽东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十二月会议指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是孤立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1页。他还对当时去看望他的李维汉抱怨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这种状况，毛泽东显然是不满意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改造中央”。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政治局召开的批判王明错误路线的会议上回顾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的情况时，曾明确表达了他的不满：“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此处毛泽东记忆有误，刘少奇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而非中央委员。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改造中央”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在党内进一步分清政治路线是非、转变高层领导的思想观念外，组织上的调整也是一个必要步骤。为此毛泽东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实践的检验，刘少奇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从现存文献看，从1936年长征结束到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东回到延安，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论党内问题时涉及到对刘少奇的评价至少有四次。

　　第一次是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

　　白区工作会议是紧接苏区代表会议（又称全国党代表会议）之后为统一党在白区的斗争方针而召开的，在会上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刘少奇首先引起的。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并担任过中央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特派员、满洲省委书记、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担负起指导北方白区党的工作的重任。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刘少奇深切感到，八七会议以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在白区的工作长期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于是，他于1937年二三月接连给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四封信，尖锐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切实加以改变。

　　这次利用回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这一难得的机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再次阐述以上观点。然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并不接受刘少奇的观点，与会的多数来自白区战线的同志也不赞同，当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意见在会上一度占了上风。

　　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却深感刘少奇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带有全局性的，不仅在白区存在，在全党都严重存在着。仔细听了几天会议上的争论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又说：他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支持了刘少奇的观点，对扭转会议气氛“起了举足轻重的定音作用”（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而且在党的会议上对刘少奇个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中是异乎寻常的，在党的高层干部中留下深刻印象。

　　耐人玩味的是，毛泽东也在发言中对刘少奇有所批评，除指出刘的发言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外，还提到刘的思想方法问题：认为刘有“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这里，除毛泽东有意缓和问题的尖锐性，以便为参会人更容易接受的因素外，对刘的弱点的认识也是洞察和深刻的。毛的评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客观深入地了解刘少奇的思维特点和办事风格应该有所启示。

　　第二次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的会议。）

　　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政治局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的指示意见，结束了自1937年底开始的长达数月之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混乱状况，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并初步开展了对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批评。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作了抗战以来北方局工作的报告，强调在华北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反驳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并且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邓力群曾评价说：“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用实践来批评王明的，第一个是刘少奇。”（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40页。）刘少奇的报告和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极力赞成，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0页。）。于是全会委托康生、刘少奇、王明三人组成中央工作规则起草委员会完成这项工作，而实际工作则放到刘少奇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