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正遭揭底：一个“小跑棚”的悲喜人生

　　“造梦者”于正

　　一个“小跑棚”的悲喜人生

　　1978年出生的于正，双鱼座，生于浙江海宁——曾诞生过徐志摩、金庸的地方。在妈妈马金萍的眼里，于正从小爱跑书店，买的小说书书柜里盛不下了，足足装了半屋子。刚念初中，于正迷上了金庸的小说，跟同学“吹牛”：“有一天我要做金庸的学生。”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戴海威认为他可能考不上好大学，但是“当作家毫不意外”。

　　于正成名后，有旧时同学匿名在论坛上曝料，称其在学生时代常叫同级学生“看不起”，他们甚至认为他是“偏执狂”。19岁，于正高中毕业，远远地离开了海宁。之后的故事完全可以拍一部电视剧。

　　终其一生，于正也不见得能获得编剧业界的认可，但他或许并不在乎，他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收视王”。确实有太多的人不喜欢他，口无遮拦放狂言的态度、讲不清道不明的原创克隆，一次一次被放大到台面上，甚至难免粘上了人身攻击的色彩。他妈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也战战兢兢，欲说还休：“他们都这么说你，你是这样的吗？”

　 　他是深谙观众心理的电视专家

　　于正想做明星，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文化课满分，专业课不及格，老师给了他旁听生的身份。第二年终于专业课也及格了，转正前夕学校浇了盆冷水：“你胖了。”他想，胖了也能演戏，于是去摄制组“跑棚”，100元/天达到了群众演员的小康水准，可是，一次大冬天里他发着哮喘演完戏后被呵斥：“你演得好烂！”于正自此转行编剧。

　　2000年7月，于正加入香港著名导演李惠民的创作班子，和许多刚入行的小朋友一样，几乎没有报酬，更无从谈起署名权。后来于正自己形容：“好不容易有个剧本写了，永远没有工资的，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说给你一个红包，好兴奋地打开，哇，只有500块。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再写了，家里有钱OK的，你顶着这种压力，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二楼下水道堵得屋里全是黑泥，你自己慢慢收拾干净后，一只老鼠从你耳朵边爬过……”

　　这期间最重要的作品应数《荆轲传奇》，两年后这部剧顺利播出，编剧一栏里没有于正的名字，在一场“口水仗”后，李惠民补上了“于正”二字。

　　离开李惠民，于正北上北京发展：“接剧本写到一半公司倒闭了，一分钱没有拿到。《烟花三月》老板陷入苦恋中，跟你谈了一年的心事，剧本一直被否定，烂啦烂啦，听到你都觉得自己不会写剧本。”最具苦情色彩的故事还在之后：“父亲病危，我要奔丧，老板不让走，我爬水管溜出去回家，但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我当时就崩溃了。然后生着病赶回北京，人家说不用你写了，已经找人写完了。”

　　直到《大清后宫》，于正开始顺风顺水，找他合作和骂他的人都渐渐多了起来。他开始拿着一流编剧的钱，筹谋着做一流制片人的事。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清晰地知道，收视率是他最大的筹码，是以那些指着他鼻子威胁说要把他“拉去窑洞里烧了”的投资方，才会顶着相互极度的厌恶感一次次地又重拾旧好。当他打算不跟谁合作的时候，总会收到“你等着看吧，弄死你”之类的威胁信息。

　　湖南卫视副总编辑李浩曾经评价于正，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是一位深谙观众心理的电视专家。”背后的数字是，《宫》首播收视破3%，网络点击破亿；《美人心计》连续十多天蝉联卫视黄金档收视冠军，安徽卫视平均收视过1.1%。

　　 他从不拒绝接听媒体的电话

　　于正的剧，总是能在三集内渲染出强烈的矛盾冲突来，各种纠结和悬疑随之铺线，而有研究表明，电视观众的忍耐限度正是前三集——看下去了接着看，没看下去的再也不看。快节奏的时代造就了高压人群，没有人愿意回家后还动脑子研究电视剧，于正很清楚这一点，并且将其放大化，比起智商或者技巧，他更强调情感的宣泄，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很多剧都是“自娱”，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他其实比观众还了解观众。所以你能看到华丽的置景，美轮美奂的化妆造型，个个年轻漂亮的男女主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近乎琼瑶的浅显对白。

　　如果说，作为编剧，于正身上有什么确实值得同行学习的，那便是对市场的敬畏与热爱。他可能要比任何一个编剧都明白，观众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哪怕你指着他鼻子说毫无情怀，毫无品质。问题是，就如于正反问的那样，通过一部电视剧就将中国针灸打上韩国烙印的《大长今》，认真算起来又有几分情怀几分史实？而那些动辄以情怀自居的编剧，何尝又不是在“自娱”？

　　“电视专家”另一层的含义，是指于正对传播受众心理的把握。他从来不拒绝接听任何媒体的电话，几乎24小时全天候都可以接受采访。有记者曾经笑言，他比媒体更懂得新闻点在哪里，譬如在《宫》播毕前夕巧妙地暗示出“《宫2》可能不和湖南台合作”，于收官前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同时为续作预热。

　　“难得的小才子”，是徐克褒奖于正的话。但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于正的才华可能更突显在商业方面。从他开始自己做戏开始，还没有一部赔钱的记录，最少的盈利率是40%，平均盈利率在100%~200%。

　　2008年，TVB的戏骨刘松仁曾经问于正，为什么内地的电视剧不能走出去？于正当时无言可对，随后写了一篇名为《给中国电视剧找条出路》的博文，里面谈到：“故事差，制作烂，发行渠道不好，可是有谁在制作之前就想到这些问题呢？没有，从来没有，所有人都只想快点开机，快点挣钱，可是钱哪有那么好挣的？”从于正自己做剧开始，精准定位的故事和市场，都是摆在同一位置的，赚钱恰恰不是目的，而是必须有的结果。

　　他从不在乎别人的闲言闲语

　　之所以做制片人，于正自己描述为：“某一部戏，我自己认为自己写得很好，拍出来收视率也很好，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好惭愧。拍成这样收视还很好，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我两集的量被他拍成五六集，我一个28集的剧本怎么会出30多集，很水。我不想再做了，我要自己掌控。”他自己做后拿投资人的钱，但不肯用投资人的女儿和情人，因此常常被指着鼻子骂“拖去窑洞烧了”。

　　《大长今》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大长今》你说有多少原创性，就是因为漂亮，服饰好，你没见过那么唯美的东西，很精致，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就变成他的了，这叫文化侵略。为什么中国人强调大题材，制作出来会不好看，人家不买？OK，那你就做出一个亮丽的，青春的，全球都爱看的。”他底下有一套成熟的制作班底，数百人长期驻扎在横店，光是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金银首饰就能装满半房间。于正自己编剧省去了剧本的费用，演员以二线混搭三线为主，绝大多数打包价不超过百万。这也与他熟悉观众心理有关，观众要看的是唯美场面和纠结故事，在后者省钱的情况下，于正特别舍得在唯美上砸钱：“你试过每部戏都自己贴钱吗？前面很多部我都是，我只要精美，不管是首饰还是衣服景别。”

　　跟他合作过的人也经常反口咬他，动辄上纲上线人身批斗，等到需要赚钱需要角色上位的时候，又摆出一副冰释前嫌的笑颜姿态来。他曾经拿阮玲玉自况然后询问：“当你的谎言被揭穿之后，你立刻变了副嘴脸，利用舆论导向，利用影迷，将一盆盆的脏水泼向那个无辜的人，我承认，她非完人，她有错，可是——她罪不至死。”

　　他有时候也问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一个个老板跟你横，每天惶惶不可终日。还要遭受污蔑，不给钱，连续五部戏都不给钱。如果你给他做亏了钱，合不来没关系，但问题是他骂你恨你的同时，还是得拉着你再做。”

　　多数时候，于正是非常可以亲近的一个人，不善于摆架子，但是倔起来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头疼，譬如戏已经开拍了临时要求换地毯，因为“不换太丑我睡不着觉”。投资人觉得我掏钱了，就该让我女儿或者谁谁谁演，于正就会顶回去“就是不行，我想的是谁就是谁演”。双鱼座的不安全感在他身上也很明显，他学会了剧组所有工种的工作，因为“谁走了我都可以自己顶上，我们谁都可以复制，只有我的剧本不能复制”。

　　不管剧集的风评如何，于正提供了商业、收视与电视剧本身对接的有效范本，至少在内地，除了“海岩剧”，能以编剧命名的系列剧也唯有于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