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伪造的“总理遗言”：连续看了三次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四为“遗言”执笔者李君旭。

　　“总理遗言”是谁操刀的？

　　据《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介绍，当年轰动一时的“总理遗言”出自杭州工人李君旭之手。这份“遗言”传遍大半个中国；作者的父亲、同学等十余人因此被捕入狱。“文革”结束后平反。

　　1976年，我工作在广州郊区石井的分校，每周回家一次，骑车，大概一个小时。平时课余时间就在那小得可怜的“校园”（没有围墙），与老师们吹牛。

　　那时也是上头叫嚷的“大乱促大治”，其实，大治看不到，大乱没尽头。这时大家已经被多年的运动搞得疲惫，加上广州人政治热情本来就低，何况在石井，乡下仔成群,比广州城内平静多了。尽管没有脱离社会，但我把这里看成“世外桃源”。

　　那时教师不少从外单位转来，学校的书记姓钟，满颊都是胡子根，肯定的是北方种，梅县客家人，有40多岁，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干部，参加过电影《羊城暗哨》那件原始案件的侦察，公检法一被砸烂，就被扔到这儿来了。

　　老钟为人非常健谈，也不知为什么，与我好像隔代相识，我小他十多岁却与他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形势，他慢条斯理的话中锋芒处处，从公安局干部被斗，聊到他在乡下土改被整，从市场供应一无所有讲到对中央首长的印象。我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我小时候混进广州市政府办的一家干部子弟学校，全部苏联式教育，多是广州领导子女。老钟惊讶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干部的事情，当时领导从书记市长到许多领导都一清二楚，其实都是我同学的家长啊。他再讲起话来更不设防线了。一次，他悄悄问，你对江青印象如何？啊，我吓了一跳，望望他，他脸上微含笑意，我没有做声。其实，我在不同场合骂过江青很多次。在市委召集的一个文艺学习班上，与广东高胡大师刘天一的儿子，每天饭后悄悄谈形势时已经破口大骂，但那时“攻击”可以是死罪，绝不到外面讲。钟书记见我也笑笑，不等我说，开始骂样板戏，然后骂江青。既然他开口，我也就跟上，那些日子能够无话不谈，真痛快！

　　周末回家，刚从牛栏解放不久的父亲早沉默寡言，这时却轻轻说，给你一份东西看看。我拿过来一看—“总理遗言”，眼睛突然亮起来，这时总理已经去世两个月，在那个时候大家对总理的怀念特别强烈，因为对某些头头的倒行逆施已经几乎到了人人声讨的地步。我连续看了三次。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特别读到批评江青的那段文字，简直就是句句说到心坎。还有对张春桥的批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老百姓心头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已压抑了太久，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而这份“总理遗言”恰好迎合了人们内心无处寄托的渴望。尤其是“遗言”中那句真诚向国人道歉的话，令许多人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