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洋：人性的感动可以超越对死亡的忌讳

　　武文英长期辛劳照顾两个脑瘫孩子20年，46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2012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2013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杀人，在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受审。无独有偶，2010年11月20日深夜，不堪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重负的韩群凤趁丈夫外出，在出租屋内将两个儿子溺死在浴缸内，然后服毒自杀。第二天，昏迷中的韩群凤被丈夫发现，经抢救生还。

　　这两起案件何其相似，两年前的11月20日一个母亲杀害了自己的双儿，两年后的11月20日另一个母亲也要为亲手杀害自己双儿面临法律的制裁。案件中的母亲都明显触犯了我国刑法，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又着实让人心酸。在整个社会感性的民族情怀下，她们不是罪人，反而都成了人们一种悲悯情愫发泄和寄托的载体，即为同情。这种同情恰恰反映了一个民族最真实的血肉性情，是切切实实地抒发作为人的情感表达。

　　若是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无论是武文英还是韩群凤，她们对自己的孩子实行的死亡手段可看作是安乐死，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都是两条生命地消逝，但对于一个生命体生存意义而言，她们没有产生严重危害而是解脱了被躯体捆缚的灵魂，让混混噩噩地游于世上的哀愁消减，所以这两位母亲都不应被判有罪。但律法铁面无私，如果都一昧地靠感情处事，那么白纸黑字的法令也就成了空洞无物的废纸，所以等待武文英的依然是有罪判刑。

　　当民情与严令相矛盾时，我们仍然要坚持法律的效力，因为这是一种公平分派行为，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也许有的时候律法过于严肃不通人情让人厌恶甚是讨厌，但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就需要这样的一杆铁秤去主持人心善恶。当然律法并非一沉不变，凡是明文条例无不是为人所考虑，离开“为民”前提的法律终究是要被修正的，顺应民心的律法方可万世传代。比如美国宪法自18世纪末确立以来，基本没有做过修改，两百年间只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像这样的一部法律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看待发生在武文英身上的故事，如果将其地点放在日本、瑞士等国，她就不太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因为这些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州在内都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即可对活人实施安乐死的做法。可惜武文英毕竟在中国，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这也就为武文英的“悲中悲、怨上怨”牢牢锁上了一把枷锁。

　　事实上，在武文英所在的赫庄村，所有村民都在为她保守着孩子死去的秘密。直至事发10个月后武文英自己走进派出所自首后，这起亲母毒儿案才一下子出现在了公众的视线。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种力量在驱使全体村民为一个杀人凶手守口如瓶呢？是因为利益、惧怕、无知、同情，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吗？

　　杀人偿命是社会大众普遍的共识，村民们不可能忽略这起案件的严重性质。此外，家境贫穷的武文英却是出名的慈母，既不让人畏惧也无法向人提供利益贿赂。因此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是，村民们精神领域的感性体验战胜了其认知的基本常性。本质上还是因为村民被武文英20年来无怨无悔地照顾脑瘫儿的行为所感动，其不辍付出的慈母印象深入人心。也因为感动和同情，3000名村民甚至还共同为武文英向法院求情，可见人性的感动是可以超越对死亡的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