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什么留住了你 我的乡愁

　　嘉宾名片

　　王东林

　　1954年生于江西都昌，教授，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兼文化研究所所长。江西省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九届常委，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文化委员会委员；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副主委；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历史学、文化史、文化战略、企业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著有《江万里研究》、《学府风标》、《彭蠡浮沉》、《最美中国梦》等。

　　特约主持人名片

　　彭春兰

　　1948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江西安福。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江西日报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37年，历任副总编、副社长、总编辑。第九届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现为江西省记协副主席、江西省散文学会会长。南昌大学、江西师大商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出版散文集《走过千年》、《女人的眼睛看世界》等专著。

　　“乡愁”二字举重若轻

　　 自然历史过程的城镇化，是城市工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国城镇化建设更多的时候却是由政府来进行强力推进的。许多地方的“造城”运动，造的却是西方的城，和我们传统文化是割裂的。

　　彭春兰：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格外引人关注。一向保持严肃文风的会议公报，这次却频现诗意表述的语句，如“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寥寥数语却深深触及现实，更触动人的心灵，既有理念新意，又有文化情怀，令人耳目一新。说到乡愁，我们可能会想到一种记忆，一种情结，一种根脉，一种精神的寄托。读到这样的文字，您会想到什么？

　　王东林：表述固然相当诗意化，却触及了一个很沉重的问题。看似诗意的说法，照出了许多无奈。“乡愁”可谓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说法吧。中国城镇化建设推进了几十年，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人为痕迹很重。

　　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城市工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相对集中了，就需要吸纳更多的劳力来做工，于是所需要的服务也跟着增加了，城市就有能力吸纳并容纳众多的人口，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是，我们的城镇化基本上不是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而是由政府强力推进的，工业化的进度跟不上城镇化的步伐，缺乏内在的动力。尽管如此，我们的城市却造起来了，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作用力。政府需要快速的GDP增长，他们发现即使工业和第三产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一样可以带动增长，并且有了“经营城市”的理念。于是，城市土地炒作盛行，有的地方甚至请“炒房团”来帮忙炒房价，房价高了，政府的地价和卖地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动更大的GDP增长。

　　我们一定会有个疑问，那就是造那么多房子，怎么都能卖得出去？这里面有一个没有被人说破的原因，即老百姓对房屋的居住需求并不是真正的或者是主要的刚性需求。真正的刚性需求，是老百姓财富保值和增值的需求。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了，但是财富无法保值增值，存银行怕贬值，投资股市怕亏损，现在就连买黄金也怕被套了，唯一比较安全并且可以满足人们期望值的，大概只有买房一条路。这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拍即合”之后，造城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了，快到我们过去熟悉的环境就变换了。

　　城市化要造城，但是造什么样的城？这很重要。在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地方为了追求所谓现代化，大都以西方为样本，认为西式就是现代化的表征，于是各地大刮“欧陆风”，导致了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现象。除非一些历史遗留的符号和地标建筑侥幸得以保存，有时走到街上，很难判断自己身处哪个地方。如今，这种情形已经从城市转到了农村。富起来了的农村老百姓也大量投资建房了，既没有规划，也没有特定的风格样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体上也是向西看。传统农村之所以建得好，与乡绅的存在分不开，他们对村里建房有一定规划，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风水的形式讲究天人合一，也能够体现地方文化。现在这样的阶层已经不存在了，农村的文化基本上被抽空了。

　　可见城乡的建设模式都不是自己传统的文化模式的承续，而是别人的模式。文化的不同就是生存方式的不同，包括居住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等等的不一样。正是这些差异化的东西寄托了我们的乡愁。城乡特殊的文化符号的消失，必然导致“乡愁”的消失。

　　“擦黑板式”的建设抹掉了乡愁

　　 拆掉老城区建设新城区，新的没建多久又把半新不旧的拆了再建新的，在一次次“擦黑板式”的城市建设中，乡愁的寄托物被抹掉了，城市也失忆了。

　　彭春兰：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建设，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但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地方搞大拆大建，湮没了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甚至不少极具当地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也一个个从人们视线中消逝，代之而起的所谓“地标”，很多已经看不到历史传承和中华文化的踪迹。

　　王东林：过去几十年，的确存在一种“擦黑板式”的城市建设。拆掉老城区建设新城区，新的没建多久又把半新不旧的拆了再建新的，在一次次“擦黑板式”的城市建设中，乡愁的寄托物被抹掉了，城市也失忆了。

　　中国的造城跟西方不同。西方的建筑可以经历几百年，不会轻易把它拆掉，因为它们是私有制，政府根本拆不了。我们的政府有权力，有财力，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一旦失控或者头脑不冷静的话，就难免“集中力量办坏事”。所以有些老城区老建筑说毁就毁了。当年一些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为了保住一个县的老祠堂，将问题反映到了省政府，最后还是被推土机推掉了。高安的大观楼，宋代的嫌不够气派，干脆拆了建一个新的，像天安门城楼一样，认为这样更大气更恢弘。政府意志一旦被商业绑架，不管怎样呼吁保护，就是听不进，秀才嘴巴和文字的力量架不住权力与商业扭结一起的合力。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家，提倡重农抑商。重农抑商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严防商业对文化的侵蚀。现代社会有一种对商业的谄媚，为达到商业目的，什么都可以让路，都可以不顾。

　　个性化的城市形象不仅表现在它物理性的建筑样式和街道风貌，还表现在特定城市独特的民俗风情等人文要素方面。古往今来，城市的游商小贩和街头艺人的活动营造了一方风土，成为一座城市鲜活的民俗风景。它是城市的情调、色彩、音效、气息和味道，是城市形象非常重要的性格因素。可以想见，乌鲁木齐如果没有烤羊肉串、卖葡萄干的小摊贩，感觉上就不是在新疆！城市不管有多现代，都不应该没有游商小贩和街头艺人。

　　可是我们的城市建设，很少考虑城市是一个文化空间，应该让市民在这样的空间里营造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情。即使是造城时候，也常常不知道如何将城市安放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不知道造城、造村、造镇，都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就形，道路不一定要笔直，有的时候可以蜿蜒曲折，随着自然的节律来。吐鲁番盆地为什么修坎儿井？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蒸发量大，水在暗渠不易被蒸发。古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往往会注意人的生存状态和自然环境的契合。这就是古代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文化样式，是人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对人、对自然都是很适宜的样式。现在北方学江南大搞人工水景，付出的代价太大，南方为了弄出地皮就直接把水面填埋掉，最后当然就会导致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留不住乡愁了。

　　寄托乡愁的意象有其共通性

　　 乡愁实际上是人一种恋旧的文化情结。我们所恋的这个“旧”有多方面的含义，可以是故乡的故土故居甚至一草一木，也可以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的某种习俗方式或者一种小吃的味道，根深蒂固，积习难改。乡愁是要有寄托的。寄托乡愁的意象有其共通性。

　　彭春兰：民俗专家冯骥才有个统计，最近十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三十年，4万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消失。一句“记得住乡愁”为什么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因为这五个字也恰恰击中了城镇化建设的软肋，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反思。

　　王东林：的确如此。有的时候我很感慨，南昌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还能找到多少当年的令我们梦萦魂牵的东西？

　　乡愁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恋旧的文化情结。我们所恋的这个“旧”有多方面的含义，可以是故乡的故土故居甚至一草一木，也可以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的某种习俗方式或者一种小吃的味道，根深蒂固，积习难改。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我们成长时见怪不怪，长大后却十分依恋的东西。有的是固态的、物质的，有的可能是非物质的。这些要素构成了一种意象。比如说家乡的石板桥，我们在桥上走过，曾在河里戏水抓鱼；比如说南昌的二眼井、三眼井、六眼井，大人们在井边一面洗什物一面交谈，小孩围着旁边玩。这样一些可以称作“意象”的东西深深刻入了我们的记忆。

　　乡愁是要有寄托的。寄托乡愁的意象有其共通性。三毛没有到过她的家乡，但她可以从陈逸飞的油画《双桥》中感受到这就是家乡，是她外婆说过的那个桥，并且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些意象可以让我们记住乡愁，能够抚平我们思乡的情绪。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城乡两端都没有守住。城市在大规模拆迁，可以寄托我们乡愁的东西越来越少，城市变得越来越陌生；农村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步空心化，年轻人去城里打工，致使有的村子甚至变成了“鬼村”。城市化一定是有边界的。城市化不可能化到没有农业，没有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等于简单地“穿衣戴帽”。村子里需要留住的活态的风情没有了，一些古村落留下了非常好的明清建筑，也因为无人居住无人打理面临坍塌的危险。

　　当乡愁没有寄托的时候，人的灵魂是漂泊的，找不到安放的地方。我们从哪里来？从老家来；魂归何处？落叶归根。我们的家乡是祖祖辈辈生活、安葬的地方，这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深厚的文化之根。因为有了这个情结，我们才会爱乡，才会爱国。很难想象，当我们真的找不到乡愁时，我们对这个城市还会有多深的感情，还会爱乡爱国吗？可见，留不留得住乡愁绝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个人能不能“把根留住”的大事。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根就是一个飘荡的人，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就落不了地，就会变得什么都不在乎。现在网络上爱国主义不吃香了，反倒是“骂国主义”大为兴盛，这不是件好事。

　　留住乡愁一定意义上是守住文化

　　 宜居生活不能缺少乡愁。对江西来说，好山好水的美丽生态是乡愁，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是乡愁，传统的城乡文化、风土人情也是乡愁。守住它们，就是守住江西的乡愁。

　　彭春兰：作为江西人，每当说起家乡，我们最值得炫耀的是有好山好水，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生态”是我们最亮的品牌。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如果从文化视角来分析的话，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留住“乡愁”？

　　王东林：确实，人是核心，生态文明建设也好，新型城镇化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给人民创造更宜居的环境，宜居就不能缺少寄托乡愁的文化意象。对江西来说，好山好水的美丽生态是乡愁，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是乡愁，传统的城乡文化、风土人情也是乡愁，都是乡愁的寄托物。

　　江西美丽的自然生态众所周知，乡愁是小桥、流水、人家，是一棵大樟树、一口天井、一栋老宅、一座祠堂、一个牌楼，是金黄黄的稻谷、熟悉的牛粪味，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是老家。

　　江西建筑也很独特。比如各地普遍存在的天井式民居，是因为江南潮湿，天井可以让建筑透气。比如说当年流行的骑楼，给我们遮阳挡雨，逛街都可以不带伞。比如说万寿宫，是以许真君为侍奉对象的，西山万寿宫保存得较好，但是很遗憾，铁柱万寿宫有遗迹遗址，却没有重建起来。铁柱万寿宫是宫观加会馆的产物，主要是纪念许真君治水的功绩，也是江西总商会的所在。历史上，西山万寿宫要受铁柱万寿宫节制。万寿宫作为江西文化独特的建筑意象，一度随着江右商帮在全国各地以及我国港澳台、新加坡等地开枝散叶。请注意，全国各地的万寿宫，都是铁柱万寿宫宫观加会馆的模式，不是西山纯道场的模式。

　　留住乡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守住文化，守住我们灵魂的寄托，守住精神的家园。文化的东西是稳定人心的，它给人带来心灵的滋养，让人的心里更平静，可以冷静看待问题而避免偏激，所以说文化的东西做好了，对于社会稳定会有很好的正面促进作用。文化的顶层设计很重要。周朝，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文化体系，到了春秋时代失灵了，“礼崩乐坏”，开始出现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的局面，人们发现礼已经制约不了人心，于是诸子百家都来想办法，法家讲法术，道家讲无为，墨家讲非攻。孔子发现外在的“礼”不能制约人的行为，便在礼的上面造了个“仁”。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人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礼在身外，仁在内心，是人的本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就是从我们的恻隐之心长出来的，是一种同情心。看看现在，有些人道德沦丧，连“恻隐之心”都没有了。小悦悦在路边那么多车辆经过都没有人管；老太太倒地了，还要思考扶还是不扶呢。人心的麻木是最可怕的，中国有个成语叫“麻木不仁”。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中轴的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就是生活，也是在生活中传习的。

　　文化的顶层设计，过去靠圣人，今天主要看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城镇化建设的领导者尤其需建立文化自觉的意识，认真对待已经不多的可以寄托乡愁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元素，真正按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所说，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我们的乡愁，承续我们的文化。

　　责任编辑：黄铭 黄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