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下代孕公司55万借腹生子 代妈获15万

28.07.2014  12:28

图为:刘敏(左)向本报记者讲述自己当代孕妈妈的经历

雇主、中介、代孕妈妈,武汉的一些小区和医院里,非法地下代孕交易不断出现。一名因代孕而身心受创的宁夏女子,向本报记者举报代孕的种种黑幕。一个月来,本报多名记者卧底暗访,曝光武汉地下代孕灰色链条。卫生和社会伦理专家表示,虽然代孕非法,但监管法规尚处空白,这种行为暗藏的伦理风险,亟待重视。

6月28日,本报热线接到一名女子的举报:“武汉有不少公司,从事地下代孕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希望你们能够介入调查并曝光‘借腹生子’的黑幕,让地下代孕中介无处藏身。”对这一信息,本报编辑部高度重视,迅速安排记者调查核实。在中南医院,记者见到了来自宁夏的举报人刘敏(化名),她替人代孕29周+4天后胎死腹中,因频繁代孕,可能面临终身不孕。

随后一个月,本报记者兵分两路,一部分记者扮作代孕妈妈(以下简称代妈),成功进入“代孕车间”居住,摸清代孕检查、待产等流程;另一部分记者则扮作雇主,与武汉代孕公司接触,逐步摸清了武汉地下代孕中介提供非法代孕服务的整个环节。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面对雇主,代孕公司开出起步价为38万元的代孕服务,55万元则可包办借腹生子,有的甚至推出199万元的代孕豪华套餐服务,代妈在完成整个代孕过程后大约可获15万元的佣金。武汉一家代孕公司的负责人声称,全国每年成功完成代孕至少5000例,其中武汉约2000例。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称,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地下代孕公司,但目前相关管理法规尚属空白,以致很难监管和打击。

中南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马玲、中南财经与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等专家认为,地下代孕不仅属于非法行为,还可能严重催残代孕妈妈的身心健康,尤其是代孕过程中存在的非法“借精”、“借卵”等行为,暗藏着严重的社会伦理风险。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法规,加大对代孕市场的打击力度。

代孕妈妈曝“出租子宫”黑幕:成功生伢可获14万

我遭的罪,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29岁的刘敏(化名),是一名地下代孕妈妈。从2011年开始,她在武汉通过不同的地下代孕公司多次接受代孕手术,可每次怀孕不久便流产。去年6月,她再次成功怀孕,可6个月后又不幸胎死腹中。医生告诉她,今后她怀孕的几率非常小,即便怀孕,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上月底,这名29岁的宁夏女子来到本报反映情况,希望曝光武汉地下代孕市场黑幕,通过自己的遭遇,给想挣这份灰色收入的人以警醒。

做个B超就签约 3次流产仍继续

2011年,刘敏前往北京打工,但收入不理想。听一个朋友说,在武汉做代孕妈妈,一年可轻松赚十多万元,她便心动了。当年下半年,她通过网络联系上武汉一家代孕公司,便赶了过来。

代孕妈妈在行业内被称作“代妈”。代孕公司负责人告诉刘敏,做代妈年龄要在35岁以下,最好有生育史,生育过一胎最好,但剖腹产除外。

刘敏发现,进入这一行的门槛比较低,只要身体还正常,没有什么传染病,几乎都可以做代妈。当年10月,刘敏初次做代妈时,与六七名女子一起,被安排到一家小诊所进行孕前检查。仅查了一个B超,代孕公司就确定哪些人能够签约从事代孕。

刘敏说,这两年多她先后进行过五六次试管婴儿胚胎植入手术,每三四个月就要尝试一次,其中3次成功怀孕。但不知为何,3次都无一例外地流产了。

刘敏感到身心疲惫,但为了拿到一笔不菲的代孕费,她决定再试试。

专人陪住看护 长期吃药打针

去年3月,经人引荐,刘敏“跳槽”到武汉AA69唐雪代孕公司。她称,经营该公司的是一对夫妻,30岁左右,男的自称郝运,女的自称唐雪。

6月下旬,该公司专门安排了一名女助理,陪同刘敏住进光谷一高档小区的一间出租屋里。刘敏回忆,在她月经后的第14天,女助理开始每天检测她的排卵情况,当确定其进入怀孕周期后,就找人上门为她注射了3天的黄体酮针,每天1针。第4天,代孕公司为她安排了试管婴儿的移植手术。

移植手术在武昌街道口一家医院进行,是专车送去的,代孕公司派多人陪同。医生将试管胚胎植入其体内,约半个小时后,手术完成。

此后,刘敏与女助理按代孕公司要求过起了“隐居生活”,她不能告诉任何人详细地址,更不得擅自离开或带人进入居住地,也不得与未经公司同意的任何人接触。

刘敏说,与正常怀孕的妇女一样,头3个月对代妈尤其重要。从植入手术当天起,代妈要连续注射75天的黄体酮,每天1针。因为试管婴儿一般比较脆弱,若不打这些针,很难保住。

同时,代妈还要配合吃很多药,如每天吃6片补充子宫厚度的补佳乐,一粒叶酸片、一小瓶盖中成药的安胎药等,“吃药就像吃饭一样”。

刘敏打听得知,其中有些药副作用不小,甚至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这一点,记者通过产科专家也得到了证实。

按孕期阶段结账 成功可获14万

十月怀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代孕最大的风险,在于随时可能流产或者胎死腹中。因此,代孕公司给代妈的报酬都实行“风险制”——按照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逐步发放,只有成功分娩后才能拿到全部佣金。

去年7月,刘敏再次怀孕,这次胎儿在她肚子里待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她拿的钱也最多。怀孕满3个月时,刘敏拿到首笔1万元佣金,第5个月再拿到1万元,第6个月后她开始拿“高工资”2万元。

此时,似乎一切都很顺利,按照刘敏的设想,到今年5月,她生下这名婴儿后,就可拿到余下的10万元佣金。

刘敏计划,等拿到全部佣金后,就再也不干这一行了,回到老家去做点小生意,“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惜的是,这一美梦随着今年初的一场意外而破灭。

再次流产险丢命 落下不孕风险

今年1月7日晚,刘敏突然感到剧烈腹痛,呼吸困难,保姆连忙将她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她出现妊高症症状,腹中胎儿已没了心跳,而且她本人也面临生命危险。

次日凌晨,死在腹中的胎儿被手术取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住院治疗,刘敏终于脱离危险。

医院出具的检查诊断书显示,刘敏身患重度子痫前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子宫肌瘤等多种病症。该院妇产科医生称,根据该结果,加上患者有多次流产史,她以后可能怀孕的几率非常小,即便怀了孕,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刘敏称,事后代孕公司认为流产是其自身的问题,对她不管不顾。刘敏在朋友家里休息了半年,身体依旧没完全康复。“我还没做过母亲啊,今后怎么过?”刘敏流着泪对记者说。

刘敏说,3年多来,虽然她一次也没有代孕成功,还是赚了十多万元,但怀孕期间,她的妊娠反应非常强烈,“有时恨不得把肠子都吐出来。”而更让人煎熬的,是心理上承受的巨大压力。“我遭的罪,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刘敏说。

案例

谎称出远门打工 38岁女子当代妈

记者调查发现,武汉的地下代孕妈妈群体不小。上周末,在武昌一家茶馆,记者就见到了一名自称小霞的代妈。

已经怀孕7个月的小霞来自湖南农村,38岁,这几乎是代孕公司可以接受的代妈年龄上限。小霞和丈夫在老家有约5亩地,一年下来也就七八千元的收入。再过几年儿子就要上大学了,光靠这点收入显然无法支撑。

代孕一年可以挣十几万,而且并不需要有身体接触,说白了只是出借自己的子宫而已。”一个偶然的机会,小霞听邻村一个妇女说起代孕的事,她就暗暗留了心。随后,小霞跟着邻村做过代妈的那名妇女,来到了武汉一家代孕公司。她应征代妈的事没告诉任何人,丈夫和儿子也只知道她“跟别人出远门打工去了”。

今年初,小霞接受了胚胎移植并成功受孕。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她都不能离开武汉。每次给丈夫和儿子打电话时,她总要故意埋怨几句,称打工太忙不能回家。

受孕成功后,小霞开始收到公司的生活费,每月2000元。怀孕3个月时,小霞收到中介公司发放的首笔1万元佣金,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1万元的佣金。算起来,等孩子出生时,她可以拿到共计十多万元。

这些钱会按月固定打到小霞的卡上,她则不定期给家里汇去。不过,她不敢汇太多,怕丈夫起疑心。

小霞打听得知,差不多足月后,孩子会以剖腹产的形式生下来,做完亲子鉴定就会被雇主带走。她期盼回家,又害怕回家:在外一年就赚了那么多钱,如何解释?剖腹产会在腹部留下疤痕,丈夫发现后怎么办?

图为:武昌晒湖附近一家中医诊所门前,不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雇主”现身

图为:本报记者假装应征“代妈”,登上代孕公司的车辆前去体检

求子夫妇不惜花费重金 期望“把根留住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那些结婚多年不孕不育的夫妻,那些不幸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这本“”更难念。漫漫求子路上,充满艰辛与失落,最终,他们不惜重金,从地下代孕市场寻找出路。

本月中旬,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一些被地下代孕公司称为“雇主”的求子夫妇。

爱女意外溺亡 悲痛父母辞职来汉求子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话,让今年50岁的四川人黎小峰感受尤其深刻。

去年春节前,黎小峰的三口之家,幸福得让人嫉妒——他晋升为企业高管,年薪涨到30万元;47岁的妻子夏文娜是中学教师,刚刚评上副高职称;独生女儿是2013年地区高考状元,考上国内一所知名高校,还当上了学生会干部……

但噩梦来得猝不及防。去年元宵节,一家三口到乡下老家玩,女儿跟着堂弟堂妹们学骑自行车,不慎冲进村头一口水塘。当人们把她救起时,她已停止呼吸。

女儿的离去,让妻子日渐憔悴,乃至精神失常。黎小峰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唉声叹气中,他想到,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妻子有了新的寄托,说不定就会重新“”过来。

经人指点,黎小峰带着妻子来到武汉一家地下代孕公司。检查得知,夏文娜身体条件较差,精神状况也不正常,只适合找人代孕,而且卵子也要借别人的。

下定决心的黎小峰,于去年6月与妻子双双辞职,来到武汉,租住在离“代妈”住处不远的地方,全程跟踪代孕过程。

今年5月底,“代妈”成功诞下一对龙凤胎。按照地下代孕公司规定做完亲子鉴定后,夫妇俩抱着一双儿女,喜滋滋回到四川。

这次代孕,黎小峰总共花费近100万元,但他觉得非常值得。更让他高兴的是,妻子的精神状态恢复如初。

错失生育良机 客运夫妻做起“亏本生意

尽管很会算生意账,余波和郭琼却算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账——结婚10多年来,他们一直忙于赚钱,生儿育女的事一拖再拖,等到想生孩子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怀不上了。

刚结婚时,余波购买了一辆客车,往返于武汉城区与黄陂之间跑客运,他当司机,妻子跟车当售票员。为了尽快还清购车贷款,从此,夫妇俩的日子比车轮还要忙碌。贷款还清了,他们又开始为未来的孩子拼命攒钱。生意好的时候,他们舍不得放手;生意不好的时候,更是不甘心放弃。就这样,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跑客运期间,双方的老人多次催促他们趁着年轻赶快生育,夫妇俩却一直以“太忙”为由一拖再拖。眼看即将“奔四”,余波和郭琼这才开始着急,决定转让客车,开始“造人计划”。

可是,郭琼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2013年初,夫妇俩多次到医院检查,医生称郭琼已经很难自然受孕,子宫条件也不宜做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无奈,他们找到武汉一家地下代孕公司,希望借助他人的肚子“定制”一个男孩。

第一个“代妈”做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后,不到3个月就流产了。于是他们又找了第二个“代妈”。这一次,两口子像“编外保姆”一样精心照顾,今年4月终于迎来儿子的降生。

虽然有了孩子,郭琼仍觉得做了一笔“亏本生意”:前些年拼命攒下的100多万元,基本上全都搭了进去;而且,尽管精子和卵子都是夫妇俩自己提供的,她却彻底失去女性神圣的生育权,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五旬失独母亲 借卵自孕期待老有所依

自从确认怀孕后,2个多月来,家住武昌的柳金媛一直待在家里养胎。就连一些必要的检查,丈夫丁大军也是尽量请医生上门,以减少她的活动量。

柳金媛是找地下代孕公司做的试管婴儿手术,精子是丈夫的,卵子是别人的。52岁再当孕妈,对于她和55岁的丈夫来说,是一件心酸又无奈的事。

他们原本有一个幸福的三代之家,一场意外却让这一切支离破碎:去年2月,31岁的儿子发生车祸,不幸当场死亡。不久,儿媳带着2岁的孙女和车祸赔偿款,悄悄消失。

儿子没了,孙女也去向不明,柳金媛成天以泪洗面,再也没到单位上班。丁大军是一家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以前总是笑容满面,自从遭遇变故后就一蹶不振,再也没人见他笑过。

今年3月,柳金媛在一个失独QQ群了解到,很多失独家庭通过找地下代孕公司“老来得子”。于是她与丈夫商量,希望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生一个孩子,以便老了有个依靠。在丈夫的默许下,柳金媛私下查询了武汉多家地下代孕公司的收费情况,得知找人代孕最低需要38万元,而且她年龄偏大,无法取卵,找人借卵也要一笔费用。“家里的积蓄总共也就20多万,根本不够,当时好着急。”柳金媛说。

好在经过检查,柳金媛的子宫条件还能满足怀孕,最终,经人指点,她选择了借卵自孕这条路,费用是一次性缴纳15万元。

对于柳金媛这位“超高龄产妇”来说,十月怀胎无异于一场赌博: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本来就只有50%左右,再加上她自己的身体条件限制等因素,能挨到顺利分娩,几率不到两成。

但她还是选择赌一把,“与其心里堵一辈子,不如现在赌一阵子。”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后,柳金媛便开始不停祈祷。如今她已怀孕2个多月,第一步的成功,给她和丈夫带来了无限希望。

如果一切顺利,再过7个多月,柳金媛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她每天都在掰着手指头数日子,保胎期间最常做的事,就是给未来的孩子织毛衣,一件接着一件地织。

(文中相关当事人均为化名)

图为:7月10日,记者(右)以雇主身份与代孕公司工作人员见面

代妈多来自农村 代孕中介称行业“水太深

曾经在武汉开过一家中等规模代孕公司的陈虎(化名),离开这一地下行业已经有几个月了。从业近10年,他对武汉地下代孕市场及整个行业的内幕,可谓了如指掌。近日,谈到为何离开这个公认的“暴利行业”,陈虎以三个字作答:“水太深。

代孕公司之间沾亲带故

陈虎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代孕行业操刀多年。据他介绍,武汉现有大小代孕公司近百家,在网上搜“武汉代孕”,一搜一大把,但武汉真正有规模的代孕公司只有30多家。上规模的公司一般有几十名工作人员,业务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小公司只有一两名从业人员,完全靠自己建的网站自己揽活。

大、小代孕公司之间也有联系,要么是隶属关系,要么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照应,要么是过去的员工自立门户,业务上相互依托,有钱大家一起赚。

代孕产业链最核心层是提供代孕手术的医疗机构,外围的则是大大小小的代孕公司,每家代孕公司掌握着几个到上百个代妈。

陈虎透露,“中介、医院和代妈,实际上都盯着雇主的钱包。”按目前的行情,包管理代孕成功,雇主最少要付38万元,最贵的可能超过百万元。

代妈大多是偏远农村妇女

与陈虎的代孕公司“签约”的代妈,大多是来自湖南、湖北等地偏远农村的妇女,一般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她们代孕赚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回家盖房或者供孩子上学。

刚开拓市场时,陈虎主要靠网站招聘代妈,再就是主动到偏远的乡下去找。做过一段时间后,“第一代代妈”就会介绍很多熟人来,所以代孕公司并不缺少代妈,每个公司几乎都有一片自己的地盘。

如今在少数农村地区,代妈已成为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行业,通常在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妇女代孕成功拿钱回家,就会有很多人效仿。在一些偏远山村,做代妈已经成为一条赚钱的“捷径”,很多地方甚至“组团”应聘,有的村子甚至有三四十名妇女外出做代妈。

代妈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学历普遍不高,年龄多在30岁至40岁之间,但也有例外。陈虎说,最近几年,也出现了少数高学历和90后的年轻代妈。陈虎公司旗下学历最高的一个代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可能与丈夫感情不好,离家出走后通过代孕来谋生。最年轻的代妈是1993年出生的,才21岁。不过,代妈的报酬与学历和年龄,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代孕成功一般都是15万元左右。

风声紧时就让代妈集体放假

代妈是个见不得光的“职业”,代孕公司却不会让代妈与其家人之间设“防火墙”。陈虎说,上了一定规模的代孕公司,就建立了一些减少运作风险的行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代妈家里人必须知情,并定期保持联系。

陈虎说,在代孕过程中,家人可以随时探视代妈的身体状况。但丈夫在探视妻子的过程中,不允许和妻子一起居住,这几乎是代孕公司的一条铁律。事实上,在代孕过程中,代妈的家人甚至比代孕公司更担心她们的身体状况。

陈虎说:“代孕毕竟是个地下产业,水很深,要尽可能减少风险。”让代妈家人知情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其家人事后找代孕公司扯皮。代孕公司一般愿意找曾经用过的代妈,熟悉流程,人也知根知底,新人要想进入这个行业,也一般由熟人介绍。甚至连为代妈服务的保姆,也必须知根知底让人放心。

对于记者采访过的湖南代妈小霞,瞒着丈夫和儿子出来做代孕一事,陈虎认为这样做对于代妈本人及代孕公司而言,风险很大。他说,有丈夫的至少要让丈夫知道,是单身或离异的必须让父母知道,“否则遇到紧急情况,不知去找谁。

从事代孕中介多年,陈虎曾遇到过几次危机。有一次全国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时,陈虎只好让公司旗下所有代妈,每人领一笔生活费回老家避风头,等风声过后再回武汉“上班”。

代孕纠纷不断最终花钱摆平

代孕是个地下产业,也是个暴利行业,这主要与市场需求巨大有关。陈虎说,现在不孕不育和失独家庭比较多,其中不乏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代孕公司的暴利,就来自于这些“不惜重金求子”的人。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些寻找代孕的家庭也是不幸的。

陈虎简单算了一笔账,从武汉的行情来看,单笔包管理代孕业务最起码也要收38万元,除去给代妈的15万元,再除去租房、保姆及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代孕公司就有将近20万元的收入进账。如果雇主选择价格更高、服务更好的套餐,那代孕公司的利润就会更高。

陈虎说:“虽然利润惊人,但这个钱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好赚。”由于行业见不得光,内部制定的管理办法,以及与雇主签订的一些合同等,并不受法律保护,再加上代孕成功率本来不高,还有整个过程中容易出现医疗事故等等,导致代妈和公司、雇主和公司之间纠纷不断。

陈虎的公司每年要做上百个代孕单子,但每年要平息的较大纠纷就有一二十起,有代妈代孕失败要跳楼的,有雇主中途反悔要退钱的,有捐卵的女大学生带着男朋友闹上门的,有频频威胁要去报案的,五花八门的事情都遇到过。

陈虎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出钱赔偿,息事宁人。”他的公司基本上每年都要花上百万元摆平纠纷。除扯皮的外,敲诈勒索的人也不少。有一个江苏的雇主是律师,在陈虎的公司花50万元成功代孕生子。可抱走孩子后不久,该律师频频打来电话、发短信威胁他:从事代孕是非法的,如果不怕检举揭发,就赶紧退回代孕费,并再支付50万元“封口费”。陈虎也通过自己请的律师,给对方发出“涉嫌敲诈勒索犯罪”的警告,对方最终不了了之。

还有一名代妈代孕成功拿钱回家后,其丈夫气势汹汹找上门来,称“妻子被雇主强奸”。陈虎称,他们搞这行是有底线的,决不允许代妈和雇主产生身体上的接触,就连见面的次数也要控制。针对这样的无理取闹,陈虎最终花1万元“交了个朋友”。

正是因为这一行纠纷太多,而且“迟早是要遭受彻底打击的”,陈虎才于今年年初做完最后一笔业务后,将网站彻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