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作为创新“主战场”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16日讯 1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在第八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指出，现阶段培育新动能更为重要的是，把创新重点放在对既有产业和产品的升级上，把创新的主战场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
李伟指出，一方面因为，前沿领域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并非易事，需要资金，需要探索，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性支撑力量，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实体经济总规模还需要继续扩大。李伟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1月15日，第八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发表主旨演讲。
刚刚过去的2016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了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下降、结构失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仍在积聚，一些地区发展困难等突出问题日益增多；迫切需要通过改革释放创新活力，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以新动能支撑经济较快增长，以新动能优化经济结构，以新动能化解潜在风险。
第一，培育发展新动能必须正确理解新动能，深化对新动能内涵的认识。
近些年来，“新动能”这一概念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普遍认识到，培育新动能，有助于保持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然而，稳住增速，并不是培育新动能的唯一目的。培育新动能，还应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风险的化解。换句话说，我们对所培育的新动能，不仅要有“量”的要求，更要有“质”的要求，应从发展所处阶段、经济结构和政府监管能力等多维度认识新动能。倘若如此，就会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有些所谓“新现象”并非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新动能”。
比如，有些新出现的经济活动虽然在一定阶段内能支撑经济的增长，但是假以时日，这些活动可能会恶化经济结构，加重风险积累。21世纪初，科技股泡沫破灭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推出了次级贷款及以其为基础的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促进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目的在于以房地产的发展来保持美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全美房地产价值从1999年的10.8万亿美元飙升到2006年的24.9万亿美元，进而引发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实践表明，这些新的金融工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它们的积极意义。
又如，有些新出现的经济活动,在健全的制度环境中，是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在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负能量。以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为例，网络信贷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但如果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制度不到位，这种金融创新很容易蜕变为中国的“庞氏骗局”，E租宝、泛亚的案例就是惨痛教训。根据“网贷之家”的统计，仅2016年一年，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就达到1741家。更为甚者，有些人利用这些平台实施金融诈骗并卷款跑路，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还扩大到了社会层面。
由此可见，我们所培育的新动能，一定要有质量要求。这种新动能不仅应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应成为优化经济结构和化解各类风险的动力。
第二，培育新动能需要创新，需要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作为创新的主战场。
培育新动能需要注重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当前，无论是从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长周期来看，还是从经济运行的短周期来看，全球正处于新技术、新产业快速涌现的时期。不同于传统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情形，在这些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我国往往与那些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甚至由于我们没有历史包袱而具备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大幅增加，一些区域性组织和投资贸易安排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逆全球化的迹象显现，中国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将实施更为“严出”的限制政策，对我国拓展海外市场可能会筑起越来越高的壁垒。只有在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重大发展，才能形成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内在需要的发展新动能，才能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培育新动能需要把握虚拟经济领域的创新。虚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息技术革命之中，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虚拟经济领域创新有必要，也有广泛的可能性。从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需要出发，我们要鼓励那些有利于打破壁垒、促进竞争和提高实体经济效率的虚拟经济创新，鼓励那些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虚拟经济创新，鼓励那些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虚拟经济创新，鼓励那些有利于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服务业创新；我们要抑制那些可能导致市场垄断的虚拟经济创新，抑制那些不利于就业总增长的虚拟经济创新，抑制那些导致财富过度集中的虚拟经济创新。
当然,培育新动能，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把创新重点放在对既有产业和产品的升级上，把创新的主战场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这是因为：一方面，前沿领域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并非易事，需要资金，需要探索，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性支撑力量，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实体经济总规模还需要继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4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4.4万亿美元，比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高27%。然而，客观地说，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还远谈不上充分。2014年，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不到美国的1/3。即使只是把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提高到美国1/2的水平，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还可以扩大70%左右。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传统产业领域，我们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虽然已经缩小，但差距依然较大。以纺织服装制造业为例。根据OECD等部门编制的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2014年中国纺织服装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只有20%，而发达国家基本都在30%以上，如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纺织服装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分别达到30%、34%、37%和51%。增加值率的这种差距表明，我国传统产业领域在技术、工艺流程、品牌价值和运营管理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创新空间。我们要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
第三，培育发展新动能，必须通过改革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在创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在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中国高铁里程世界第一，并已经走出了国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引领世界潮流。但需要正视的是，我们的创新短板依然突出。一是关键领域创新匮乏，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重大技术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比如，我国汽车产量2015年已超过2450万辆，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发动机的核心部件仍然依赖进口；我国手机产量2015年约为18亿部，但手机芯片与操作系统仍严重依赖国外厂商。二是在一些市场潜在规模比较大的领域，缺乏那些在技术上并不复杂，但能够显著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管理效率的创新。我们办公和生活中常用的一些产品，比如打印机、圆珠笔、电饭煲、马桶盖，与航空航天产品相比，其生产技术并不那么复杂、并不那么“高科技”，可是我们依然没有做出与国外厂商有明显竞争力的产品。
我国创新短板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所拥有的创新资源统筹整合利用程度不够。在重大技术领域（比如汽车发动机），大量性质相同、目的相似的创新资源分散在不同的研发机构中，没有形成创新合力，迟迟没能取得技术突破。二是单个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不多。201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1.4万亿人民币，排在世界第二位；但从单个创新主体拥有的创新资源来看，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投入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2015-2016财务年度，研发费用排在前50名的企业中国只有一家，这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严重不匹配。三是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创新潜能没有充分挖掘。科研人员将大量精力耗费于项目申请、经费使用、职称考评等琐碎事务上；一些企业家过于注重短期收益；部分一线职工学习技艺、积累知识的动力不足。
弥补创新短板，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整合利用好各类创新资源；要继续加大创新资源投入，提高单个创新主体的资源投入水平；要通过改革建立健全激励各类主体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要尊重科研工作者，遵循研发规律，通过完善分配制度、资金管理制度、职称评定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让科研人员全身心地投身创新活动之中。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遏制各类投机行为，使企业家更加注重长远发展，更加注重通过创新实现持久发展。要提高技术工人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破除其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的身份障碍，给他们以体面的生活和事业发展的通道。要构建崇尚创新的氛围，激发各类人员创新的活力；要建立创新者保护制度，为创新失败者提供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我们认为，奋发有为重在改革，有所进取重在创新。要通过改革，打破束缚各类创新主体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让各类创新主体都有创新意愿、都有创新担当、都有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以更有活力的创新，培育更强大的新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高效、更健康、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