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出书追忆白崇禧 称父亲做的很多事被曲解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哪一位替我父亲写个传，等来等去，都没有别人能出这样一本书来，等不及了，只好我自己来动手。虽然重心已经不在昆曲上，但一提起昆曲，白先勇依然意兴盎然，“我一向对中国文化的兴衰是很在意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哪一位替我父亲写个传，等来等去，都没有别人能出这样一本书来，等不及了，只好我自己来动手。”
——“后辈为自己的先人写史，大家都会有个担心，会不会有为尊者隐、不够客观的情况出现？”
——“我为我父亲写书，一定是为我父亲讲话的。”
日前，在台湾台中市公共资讯图书馆的休息室，白先勇接受深圳特区报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清晰了解，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很可能不是那么正确。他想提供一个角度，还原一些被掩盖扭曲的历史真相。为父亲白崇禧将军写传，是他继小说写作、昆曲推广后的又一个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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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民国史的大架构一直在其中
要访问白先勇，得先跟上他紧凑的工作节奏。记者循着演讲海报的信息，从台北追到台中，再从台中追回台北。长居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小镇，短期回台的白先勇行程安排得很满，为新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往返各地演讲，为台湾大学的学弟学妹开设《红楼梦》通识课。所到之处，各地读者，旧雨新知簇拥而来。77岁的白先勇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跟识与不识的来访者一一热情招呼，对排起长龙索要签名的粉丝，也是有求必应。而记者的采访，倒变成了“缠访”，只能在他稍得清静的小憩时段，见缝插针进行，话题就从他近年的历史写作谈起。
“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就有。我的小说写作，自觉不自觉都有历史意识在。像《台北人》系列小说，背后有一个大架构，就是民国的兴衰。”白先勇说，文史一体，是中国特殊的文学传统，他清楚记得，他在台湾大学念大一国文时就是念《史记》，别的都没念。“最好的历史著作，像《史记》、《汉书》，也是一流的文学作品。诗歌从屈原到杜甫，都在写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明清戏曲与传奇的很大一部分，都写的是兴衰。”这样的文学传统，在白先勇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的小说多每借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故事，写出历史兴替和人事沧桑。“如果把《台北人》和《父亲与民国》连在一起看，你可以看出互相照应的血缘关系。”
《父亲与民国》是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上卷，下卷为《台湾岁月》，共由约600幅珍贵历史照片，以及白先勇撰写的10余万文字构成；近日出版的《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合著)，则通过寻访耆老，搜集湮没史料，还原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奉命来台平息事件，制止军警滥捕滥杀，采取宽大政策安抚民心的关键16天。
白先勇坦言，从小说写作转到历史写作，其实“很吃力”。小说是用虚造的人物，象征的手法，捕捉一个时代的精神。而历史写作则必须一句句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不好有偏差的。”
因为自觉缺乏严格的史学训练，白先勇一直希望能由别人来为父亲写史，可等来的几本与白崇禧相关的书，“我都不认识那个传主是我父亲，面目全非。”只好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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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梳理档案到口述访谈，把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还原回来
“在我有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搞清楚。”
白先勇告诉记者，身为陆军一级上将的父亲白崇禧，其军事生涯从武昌起义开始，指挥过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许多重要战役，他的一生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白崇禧做的很多事情被掩盖掉了，或者曲解了。“因为蒋介石猜忌我父亲的关系，台湾方面是有意识地抹杀，所以我现在要把他真正做过的事情，他的为人还原回来。”
那么，如何保证客观性呢？
白先勇坚持用材料说话。《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是图传，用历史照片还原历史场景。《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则运用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来台宣慰善后的前因后果。
白先勇告诉记者，其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搜集不易，找到了还要费一番工夫去辨识。由于缺乏史学训练，他独力做《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非常吃力，照片上的人要一个个认，殊为不易。而《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有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的加入，两人合作互补，工作起来就轻松多了。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散。“事件过去67年，很多当事人不在了，所以我赶快要做，再不做，这些人就都走了。很幸运碰到几个还在。”其中一位88岁的蔡锦文老人，当年仅21岁，已被绑赴刑场，幸得白崇禧制止滥杀的命令及时到达，才捡回一命。“这样获救的人，当时很多。我父亲也因此在台湾民间有很高的声望，这也让蒋介石对他更为猜疑，派特务24小时监控，同时将父亲的历史，如北伐、抗日的军功，当然也包括‘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的成绩，消灭抹杀。”
白先勇并不讳言，为父亲写书，一定是为父亲讲话的，“你骂你的父亲就不必写了”。不过他也强调，“我跟我父亲处了这么久，我应该最了解他，比起别人更能看清楚他的优缺点，我也不会为他特别忌讳啊。该写的照写。”
而合作者廖彦博则表示，白先勇其实很鼓励他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没有一面倒去替白崇禧说话，对白不利的材料也放进书中，并不是说不处理，或者回避。
在白先勇看来，虽然史观与史实是两回事，可以各有各的史观，但事实只有一个。历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在我有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搞清楚。”
一些关于他父亲的不实传言，也是他要澄清的。比如，曾有前台湾情治人员出书称，白崇禧是被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这是胡说！”白先勇说，“我父亲有心脏病，他是自己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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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离到继承，父亲的影响想逃也逃不了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学，父亲的形象每每是用来被反抗的，故有“弑父情结”之说，但对比白先勇的作品，父亲或父辈，却多以引领者的形象出现，比如《孽子》。这与白先勇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父亲对我很好，所以没有跟他对着干。”十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的白先勇是跟父亲关系最好的一个。“我们家是以读书成绩来排家庭地位的，所以我就拼命念书，书念好了，我爸爸就不来找碴了。”白先勇笑称自己是用读书成绩把父亲“蒙骗”了，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很多缺点。兄弟们没少挨父亲的打，白先勇却极少听到父亲的重话，除了一次：“父亲让我替他寄封信，我放在桌子上两天都没有寄，父亲看见了，说，你这小子，为人谋而不忠！我一下子脸都红了。”
父亲是严父，白先勇少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总穿着戎装，骑高头大马，来电话就是问学习成绩。“他最怕我们成为纨绔子弟”，不给小孩子零花钱，不准骂佣人，不让家人坐他的公务车。“坐汽车是特权啦，他不要我们有这种特权的想法。我中学大学都是骑脚踏车上学的。当时会觉得他的教育偏严了。”
如今，白先勇也到了父亲晚年的年纪，对父亲的理解跟写《孽子》时已大为不同，“从前年纪轻，就想离父亲远一点，不要像他。但年纪大了，不自觉地，却越来越像他，照起照片像他，做事情也是说到做到，一专到底。所以我觉得人的家庭遗传很可怕，你逃不了的。这是年轻时没有想到的。”
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是在松山机场，1963年1月的一天，他要飞赴美国留学，父亲一直送他到飞机下面，留下了父子俩最后一张合影。“当时，我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很哀伤，我也是，隐隐觉得这是生离死别。果然，两年后父亲去世，我没来得及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
“父亲也跟我讲过他的往事，相当多，但现在看来是不够，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懂，也没有记下来。现在想来非常遗憾。当我在美国开始懂事的时候，想等回来问他，已经来不及了。”
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白先勇第一感觉不是悲痛，而是肃然起敬，因为“这是英雄之死”，悲伤是后来慢慢上来的。在为父亲整理传记的过程中，他更深地理解了父亲的理想、担当和隐痛，大传尚未完成，工作还在继续，“让我父亲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对我父亲有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