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出书追忆白崇禧 称父亲做的很多事被曲解

10.04.2014  13:58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哪一位替我父亲写个传,等来等去,都没有别人能出这样一本书来,等不及了,只好我自己来动手。虽然重心已经不在昆曲上,但一提起昆曲,白先勇依然意兴盎然,“我一向对中国文化的兴衰是很在意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哪一位替我父亲写个传,等来等去,都没有别人能出这样一本书来,等不及了,只好我自己来动手。

  ——“后辈为自己的先人写史,大家都会有个担心,会不会有为尊者隐、不够客观的情况出现?

  ——“我为我父亲写书,一定是为我父亲讲话的。

  日前,在台湾台中市公共资讯图书馆的休息室,白先勇接受深圳特区报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清晰了解,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很可能不是那么正确。他想提供一个角度,还原一些被掩盖扭曲的历史真相。为父亲白崇禧将军写传,是他继小说写作、昆曲推广后的又一个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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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民国史的大架构一直在其中

  要访问白先勇,得先跟上他紧凑的工作节奏。记者循着演讲海报的信息,从台北追到台中,再从台中追回台北。长居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小镇,短期回台的白先勇行程安排得很满,为新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往返各地演讲,为台湾大学的学弟学妹开设《红楼梦》通识课。所到之处,各地读者,旧雨新知簇拥而来。77岁的白先勇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跟识与不识的来访者一一热情招呼,对排起长龙索要签名的粉丝,也是有求必应。而记者的采访,倒变成了“缠访”,只能在他稍得清静的小憩时段,见缝插针进行,话题就从他近年的历史写作谈起。

  “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就有。我的小说写作,自觉不自觉都有历史意识在。像《台北人》系列小说,背后有一个大架构,就是民国的兴衰。”白先勇说,文史一体,是中国特殊的文学传统,他清楚记得,他在台湾大学念大一国文时就是念《史记》,别的都没念。“最好的历史著作,像《史记》、《汉书》,也是一流的文学作品。诗歌从屈原到杜甫,都在写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明清戏曲与传奇的很大一部分,都写的是兴衰。”这样的文学传统,在白先勇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的小说多每借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故事,写出历史兴替和人事沧桑。“如果把《台北人》和《父亲与民国》连在一起看,你可以看出互相照应的血缘关系。

  《父亲与民国》是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上卷,下卷为《台湾岁月》,共由约600幅珍贵历史照片,以及白先勇撰写的10余万文字构成;近日出版的《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合著),则通过寻访耆老,搜集湮没史料,还原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奉命来台平息事件,制止军警滥捕滥杀,采取宽大政策安抚民心的关键16天。

  白先勇坦言,从小说写作转到历史写作,其实“很吃力”。小说是用虚造的人物,象征的手法,捕捉一个时代的精神。而历史写作则必须一句句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不好有偏差的。

  因为自觉缺乏严格的史学训练,白先勇一直希望能由别人来为父亲写史,可等来的几本与白崇禧相关的书,“我都不认识那个传主是我父亲,面目全非。”只好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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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梳理档案到口述访谈,把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还原回来

  “在我有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搞清楚。

  白先勇告诉记者,身为陆军一级上将的父亲白崇禧,其军事生涯从武昌起义开始,指挥过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许多重要战役,他的一生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白崇禧做的很多事情被掩盖掉了,或者曲解了。“因为蒋介石猜忌我父亲的关系,台湾方面是有意识地抹杀,所以我现在要把他真正做过的事情,他的为人还原回来。

  那么,如何保证客观性呢?

  白先勇坚持用材料说话。《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是图传,用历史照片还原历史场景。《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则运用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来台宣慰善后的前因后果。

  白先勇告诉记者,其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搜集不易,找到了还要费一番工夫去辨识。由于缺乏史学训练,他独力做《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非常吃力,照片上的人要一个个认,殊为不易。而《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有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的加入,两人合作互补,工作起来就轻松多了。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散。“事件过去67年,很多当事人不在了,所以我赶快要做,再不做,这些人就都走了。很幸运碰到几个还在。”其中一位88岁的蔡锦文老人,当年仅21岁,已被绑赴刑场,幸得白崇禧制止滥杀的命令及时到达,才捡回一命。“这样获救的人,当时很多。我父亲也因此在台湾民间有很高的声望,这也让蒋介石对他更为猜疑,派特务24小时监控,同时将父亲的历史,如北伐、抗日的军功,当然也包括‘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的成绩,消灭抹杀。

  白先勇并不讳言,为父亲写书,一定是为父亲讲话的,“你骂你的父亲就不必写了”。不过他也强调,“我跟我父亲处了这么久,我应该最了解他,比起别人更能看清楚他的优缺点,我也不会为他特别忌讳啊。该写的照写。

  而合作者廖彦博则表示,白先勇其实很鼓励他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没有一面倒去替白崇禧说话,对白不利的材料也放进书中,并不是说不处理,或者回避。

  在白先勇看来,虽然史观与史实是两回事,可以各有各的史观,但事实只有一个。历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在我有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搞清楚。

  一些关于他父亲的不实传言,也是他要澄清的。比如,曾有前台湾情治人员出书称,白崇禧是被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这是胡说!”白先勇说,“我父亲有心脏病,他是自己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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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远离到继承,父亲的影响想逃也逃不了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学,父亲的形象每每是用来被反抗的,故有“弑父情结”之说,但对比白先勇的作品,父亲或父辈,却多以引领者的形象出现,比如《孽子》。这与白先勇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父亲对我很好,所以没有跟他对着干。”十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的白先勇是跟父亲关系最好的一个。“我们家是以读书成绩来排家庭地位的,所以我就拼命念书,书念好了,我爸爸就不来找碴了。”白先勇笑称自己是用读书成绩把父亲“蒙骗”了,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很多缺点。兄弟们没少挨父亲的打,白先勇却极少听到父亲的重话,除了一次:“父亲让我替他寄封信,我放在桌子上两天都没有寄,父亲看见了,说,你这小子,为人谋而不忠!我一下子脸都红了。

  父亲是严父,白先勇少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总穿着戎装,骑高头大马,来电话就是问学习成绩。“他最怕我们成为纨绔子弟”,不给小孩子零花钱,不准骂佣人,不让家人坐他的公务车。“坐汽车是特权啦,他不要我们有这种特权的想法。我中学大学都是骑脚踏车上学的。当时会觉得他的教育偏严了。

  如今,白先勇也到了父亲晚年的年纪,对父亲的理解跟写《孽子》时已大为不同,“从前年纪轻,就想离父亲远一点,不要像他。但年纪大了,不自觉地,却越来越像他,照起照片像他,做事情也是说到做到,一专到底。所以我觉得人的家庭遗传很可怕,你逃不了的。这是年轻时没有想到的。

  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是在松山机场,1963年1月的一天,他要飞赴美国留学,父亲一直送他到飞机下面,留下了父子俩最后一张合影。“当时,我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很哀伤,我也是,隐隐觉得这是生离死别。果然,两年后父亲去世,我没来得及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

  “父亲也跟我讲过他的往事,相当多,但现在看来是不够,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懂,也没有记下来。现在想来非常遗憾。当我在美国开始懂事的时候,想等回来问他,已经来不及了。

  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白先勇第一感觉不是悲痛,而是肃然起敬,因为“这是英雄之死”,悲伤是后来慢慢上来的。在为父亲整理传记的过程中,他更深地理解了父亲的理想、担当和隐痛,大传尚未完成,工作还在继续,“让我父亲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对我父亲有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