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方彬
十八大以来的四年间，中国正在发生且继续发生着三大变化，又是这三大变化，影响和决定着党、国家、民族，以至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全党乃至社会一再诟病，党内出现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表现出来的就是权力寻租比比皆是，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这些身处高位的高级领导干部走向堕落。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采取“定规矩，惩奸恶，扬正气”。或者说，“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已经和继续改变着党内政治生态，因此改变着党的走向。
政治生态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只有生态优化，才能跳出历史轮回，比如避免反腐成为“割韭菜”。从党内建设情况来看，正能量迅速凝聚，在“不敢腐”已经化为现实的同时，保证“不能腐”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推进，支撑“不想腐”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开始内生。由此断言，党内政治生态的“拐点”已经到来。
当然，新的政治生态的形成，其意义和价值决不限于反腐，关键是由此而来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不良的政治生态，会让集团内的成员凡事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走，同时忽视甚至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良好的政治生态与此相反。
可以肯定，只要坚持做到“不忘初心”，尤其把“初心”全面落实于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动，党的执政能力一定得到不断加强，党建就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循环。
第二、社会人文生态发生变化
党风决定政风，进而影响民风。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而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着社会人文生态。而人文生态的改变，一定反作于政治生态，二者互为动因，相辅相成。
改善或改变着的人文生态内含哪些要素？包括：精神世界重构，价值追求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厘定。这些要素所以带有根本性，在于其奠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构成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所以，人文生态的改变，注定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动力基础和前进方向。
认定人文生态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改变，可以从“官本位”观念的变化看出。中国历代王朝从没有真正解决过权力腐败问题，根源于没有解决官员的“形而上”，也就是没有提供现代政治观基础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既然“学而优则仕”，“千里当官为了吃穿”，“一人当官鸡犬升天”……，那么，等级利益就是官员乃至全社会的动力系统，甚至是原动力。
历代王朝一再强化“官本位”，“权力通吃”现象产生出来，由此导致体制内关系紧张，同时造成社会矛盾与阶层冲突，更根本的是扭曲大众的价值追求。为什么聪明的中华民族原创性如此之弱？一定与“权力通吃”扭曲民众价值追求有关。当官可以获得一切，怎么可能有人醉心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没有文明创造力，一个民族就没不可能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其实，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的无度欲望，过度调动人的欲望，必然是经济成果越丰硕，社会矛盾和冲突越多越激烈。没有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人注定永远处于痛苦之中，且不能自拔。
习近平引导社会是以系统工程展开。他“上树信仰”，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种对信仰的高度重视，清晰反映在纪念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讲话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他规范权力边界与官员行为，要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这些思想理念已经在化作制度，直接影响了官员以致民众的价值观，进而形成超越历史的新人文生态。
我们已经看到，大量为利益而来的官员正在挤出“官场”，当官员普遍确立新的价值系统，官场生态净化，社会人文生态改善，中国的科学技术繁荣，经济的良性发展才拥有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也便具有了引领世界的能力。
第三、中国参与世界的生态在变化
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近百年来已经远离世界中心，鸦片战争是转折点，此后每况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弱国心态”和行为方式，有时与世界格格不入。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生态。
如果把所处的国际生态作出区别，自1840年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存在过三种状态：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怀的人是极有限的。即便林则徐，当时也认为英军的腿不会打弯，只要用竹杆拨倒就爬不起来，他甚至要求官兵民众大量准备污秽之物，以此应对英军枪炮进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两弹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些成就让中国人产生了难得的自信，一定意上是让一个长期跪着的民族直起了腰板。当然，由于仍然缺少对世界的真切了解，同时缺乏国际思维，我们还是走了弯路。比如参与国际共运期间，存在着理想高于现实，激情重过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对世界严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热情，注定是悲剧。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前，邓小平主导和延续邓小平路线的中国，开始打破闭关锁国，更多人走出国门，开始明白“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又因为知晓了世界，而奋起直追，终于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成就。概括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让国人了解世界，努力缩短先进国家的差距。这个阶段的国家和民众参与世界，带有被动性和有限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导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有一系列举措伴随，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也包括G20会上提出的“中国方案”。目标与行为，或者说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中国，是把全国人民作为主体，既然是主体，就一定有独立思考，就一定是自己在观察世界中作出判断。长此以往，必定塑造出成熟的大国国民，进而让中华民族具备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
这才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