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共享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着眼点和归宿

18.11.2015  17:08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是共享。共享不仅仅关系每个人的利益,同时还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信仰等根本问题。或者说,虽然不会有多少人因为提“共享”,就想到“共产”,但内在的一致性与逻辑上高度关联,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人置疑或呼唤共产主义的当下,借解读五中全会精神思考相关深层次命题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五大发展理念,根本解决的是怎样发展和发展为了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着力于怎样发展,但最后一定要落到共享。没有前四者便没有物质成果供社会大众享有,不能实现共享,发展必将因失衡而不可持续,至少从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讲是这样。那么,共享什么和怎样共享?共享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民族的道路选择和终极追求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作些分析,试图厘清一些关系。

   共享不是走回头路,“吃大锅饭”,搞人民公社,而是纠正较长时间来的分配失衡。 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历来是区别社会制度及其文明程度的核心指标和尺度,所以,世界各国都在追寻最优化分配模式。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在做这项工作,只是因为认识能力和制度设计的局限,走了弯路,出现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问题。“吃大锅饭”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极端,改革开放后过度重视效率,同时长期忽视公平或重视公平不够,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甚至把政府逼向“维稳”道路,这也是一种极端。正是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开始努力纠正存在的问题,把共享作为发展理念,并且是作为所有发展方式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提出,足见用心。正是对共享的高度重视与纳入日程,更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当下所讲的共享的实质,主要是修正以往的失误,重新平衡效率与公平。这就意味着,既不可能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吃大锅饭”,也不会复制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模式,因为二者要么走不通,要么尚未达到那个阶段。

   共享是对公共财富的分享,不是将先富者的财富拿来分享,进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 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财富,并且随着经济继续发展,“蛋糕”进一步做大,人民群众拥有了共享社会财富的条件。通过制订科学的政策和分配制度,让大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更享有公共财富,即为共享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某种意义上,这种理念和落实方式,在以往已经实行的政策措施中可以窥得端倪。比如,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的反哺行动,直接带来的是取消农业税,农村享受养老保险,农村大病统筹,等等。这次明确提出共享,较前的区别在于观念和力度、强度。所以,我们需要清楚认识,不管力度强度多大,中国都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革命,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即使强调“先富带后富”,也是遵循政策制度和法的规范,抑或者启发和引导先富者通过“慈善行动”帮助贫穷者。这方面西方社会有经验可资借鉴。美国有7万多个“慈善基金会”,掌握了6千多亿美元,盖茨、巴菲特等人都承诺“裸捐”。西方国家化解矛盾与平衡社会,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此。刚刚公布的世界慈善排名,美国排在第二,中国倒数第四。这说明,我们在共享的道路上,有很多路径可探寻,很大空间可开拓。

   共享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具有渐进性和长期性特征,非一蹴而就。 这样的特征和特点注定与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是赢得了最广大也是最底层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所以支持共产党,又是因为这个政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努力为他们争取利益。今天共产党虽然不能再采取剥夺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但在财富分配上向最底层群众倾斜,仍然是价值追求所在,这是执政的道义基础,同时未必不是法理基础。所以,今天讲共享,且通过制度落到实处,可见可感,不是党执政的策略,甚至不是社会大众的呼唤,而是一种内生的逻辑,是共产党永续执政根本。

  从社会主义制度角度看问题,共享也是必由选择。多年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围绕核心价值作联合调查,结果表明,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者更重视自由,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者更重视平等。从制度的内在本质看也应得出这样的结果。资本主义走的是市场化道路,企业采取的是股份制,因此他们认为平等可存在于法律和人格,不可能存在于社会地位,所谓老板和员工从来都不存在平等,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其中平等最早淡出核心价值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借用了“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市场经济。这是正确选择,同时是中国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必须看到,借用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不能忽视公平,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努力消除不公平,包括为解决垄断问题,制订法案分拆拖拉斯,征收遗产税及其收入调节税,以解决收入差异过大,同时健全福利保障制度,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重视公平,那么打的旗号就是“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效果上,没有实现平等,或者无法感受到公平与追求公平,那么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必大大降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无从谈起。

  再深入一步,共享与共产也存在深度关联。过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扬共产主义的旗帜,人民群众深信不疑,哪怕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同样如此。原因何在?有国际国内政治生态支撑的原因,更有心理原因,即目标路径让人可感而不感遥远,比如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路径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等等。今天,旧路径断了,新路径没有开拓,目标由清晰变模糊,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虚无化的重要原因。如何重燃信仰之火,对策之一是在制度安排上让民众感知追求的实在性。看一下西方福利国家,或者看一下教会,从中都不难发现有一种“共享”感在维系着特殊关系,因此强化意识。回到共产主义上来,因为历史阶段和人类的文明程度制约,共产主义确实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真正完全实现目标,路程十分遥远,但只要我们让人民群体在生活中,在制度安排和利益分享过程中,产生方向感、扎实感,一种精神家园感就会不断生发出来,人们就相信我们是走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这大概就是共享理念对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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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熊灵 通讯员 曾志明 谢建春 政协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