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热点]让更多农民爱种地会种地——代表委员热议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1.03.2014  05:50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与此同时,也要继续重视普通农户的生产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两会期间,“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话题再次升温。

   赋予真正的农地经营者更稳定的土地经营权

  代表委员们认为,一家一户承包地分散、细碎,种地收入太少,效益太低。应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必须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要想提高粮食单产和质量,就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实行土地连片种植、规模化经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代表认为,现代化大农业必须实行公司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对接问题,也才能提高土地使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赋予真正的农地经营者更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成为被采访对象的共识。河南农科院小麦所高产育种室主任许为钢代表告诉记者,目前规模化经营的程度正迅速提升,现代农业的特征显现端倪。但在土地流转中也表现出了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流转土地非粮化、土地使用者对土地保育及农田设施建设不愿加大投入等现象。

  他希望国家尽早从快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工作,处理好现行土地制度下集体、个人和土地实际使用者已形成的利益关系。在总结试点结果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进行相应修改,为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代表也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确权相关具体政策,在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明确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不因人口增减而改变,采取土地确权确股而不确定具体地块的方法,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增强补贴政策导向性,减缓成本增加对农业收益的严重侵蚀

  为此,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代表建议完善种粮激励性政策。农资综合补贴应尽快实现补贴与种植面积挂钩,确保与政策对发展粮食生产的激励目标相一致;实施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将补贴与统计部门公布的种养成本挂钩,结合近年物价上涨、农业行业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等情况,有序扩大补贴规模、补贴范围,合理提高补贴标准,减缓成本快速增加对农业收益的严重侵蚀。

  为了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导向性,加快推进规模种粮的发展进度,他认为还应增加三项补贴:“一是规模种粮补贴,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种粮企业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补贴力度,提高对种粮大户的补贴标准。二是售粮补贴,让农民售粮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售粮补贴政策应主要针对商品粮生产重点区域和主体。三是土地流转补贴,鼓励小农以及经营能力不足的农户转出土地,加快土地流转进度,加速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率。

   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力度

  黑龙江省桦南县梨树乡种粮大户孙斌代表告诉记者,现在土地流转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人工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粮价涨幅。种的越多,需要贷款或民间借贷的越多,需要给付的利息也就越多。银行要求还款时间卡得又紧,往往没等到价位高时就得出手。

  为此,谢德体建议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力度。“由涉农金融机构制定专项贷款指南,将家庭农场纳入信用等级评定范围,实施名录制管理。用于购买农机装备、建设配套设施的贷款给予利率优惠。扩大贷款的规模,延长期限,允许其根据生产经营周期和还贷来源合理确定贷款期限。扩大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财产范围,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水域滩涂使用权、设施农业大棚、大型农机具、存栏畜禽等抵押贷款品种。

  针对目前农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实际,代表委员们认为有必要把建立政策性粮食保险机制作为支持和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谭志娟代表向记者介绍,目前,黑龙江省每亩地保费15元,其中国家和省补9.75元、县级财政补2.25元、农民个人拿3元。灾后赔付情况是:玉米140元、水稻200元、大豆120元。“这些补贴标准,还不够物化成本。”为此建议尽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取消县(市)资金配套,促进农业保险扩面、提标。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

  代表委员们认为,要想会种地,种好地,必须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

  孙斌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除了参军和外出打工的,剩下的大多是老农民或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群,种粮大户也是“种田老把式”,年龄都不小了,先进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先进生产的投入品,对技能和标准都有较高要求,所以要加大对这些人的技能培训。“在每个农业县份,把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高中,或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利用好,搞实用培训。鼓励农业企业、科研部门建设‘接地气’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让农民来了能学会,回去能用上。

  重庆市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代表认为,目前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有不少制约因素。比如农民本身的老年化、兼业化、文化素质偏低以及新兴农业职业岗位缺口大,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培训缺位,政策配套不完善等,都严重影响农民职业化进程的加快。为此,李建春建议:一是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到农民职业化的各个环节,探索一条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农民职业化特色之路;二是应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立法,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三是建立农业农民职业准入制度,首先在已经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领域,研究制定农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再逐步健全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特别是要强化教育优惠政策,完善职业农民培训补贴政策,增加资金投入,对参与培训的农民不收费或少收费并提高补贴标准。

  怎样能够留住科技人才也是代表委员们思索的问题。孙斌说他现在每年都会拿出大量科研资金招聘科研人才,给他们解决住房、待遇问题。但因为整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很辛苦,又没有职称等保障,人才还是像“走马灯”一样流走。为此他建议从政府补贴、社会保障、项目扶持、金融服务、土地流转、职称评定等方面创新制度和政策,吸引富有创新精神、专业知识较强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扎根农村、投身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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