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教授：贫穷因自然环境恶劣 非村民懒惰
大凉山腹地，在与贫穷抗争的人们远非外界一些人所想象的“不争气”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对于“最悲伤作文”引发的关注，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忧心的是，吵完了，各自散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能为改变凉山做点什么
“最悲伤的作文”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大凉山再次置于公众显微镜下。对其贫困根源的探讨，在网上掀起观点混战，同情、谩骂、质疑者皆有。
一些貌似理性的声音认为，懒惰、毒品成为大凉山绕不开的两个致贫标签，由此也产生了“不值得同情”的观点。在当地从事公益服务的志愿者看来，大凉山真实的发展状况绝不是几个概念、标签或“惨不忍睹”的照片所能诠释。
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10年前暂别大学讲台，回到凉山尝试用教育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帮扶，修补那些官方暂无力顾及到的社会裂痕；21岁彝族青年吉子吉色则希望通过读书，像30余年前侯远高那样走出去。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进大凉山，试图通过侯远高和吉子吉色各自为“进凉山”和“出凉山”所作的努力，展现一个不一定全面、但尽量真实的大凉山。
或许，“撕开”封闭的途径越多元，改变凉山的“内动力”才会越深厚。
话题刚一触及外界为凉山所贴标签，侯远高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乱蓬蓬的铅灰胡须，钢针似的竖立。在位于四川西昌的办公室里，他把眉头拧得很紧，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屋内很快就烟雾缭绕，一次性纸杯里插满烟蒂。
那是8月初，“最悲伤作文”刚在网上引发新一轮对凉山问题的争论。
侯远高是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从凉山走出的为数不多的彝族知识分子，常年关注并研究凉山社会问题。
最近10年，他暂别大学讲台，有七八年时间扎在凉山，欲为解决凉山乡村社会问题探索一条出路。
彝族学者眼中的标签
地图上，金沙江在四川西南向北延伸，同大渡河汇合，勾勒出呈银杏叶状的大小凉山轮廓。因山险水急，凉山形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该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220多万。
初入凉山的人，往往对当地的贫穷感到震惊。乡民世代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住着低矮、没窗户的土坯房，墙角堆放的土豆便是主粮，很少吃肉。路边玩耍的孩子，多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卫生状况堪忧。待到五六岁，他们便要照看两三个弟弟妹妹或参加田间劳作。通常，一个彝族家庭都有2到4个孩子，多的有五六个。2014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而国家贫困县美姑、布拖等老凉山地区约为四五千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
“最悲伤作文”引发关注后，网上有声音将当地的贫穷归结于当地人的懒惰、固守恶习，认为扶贫反倒助长了乡民不劳而获的心态。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侯远高坐不住了，连夜写了反驳文章。受访时，他一再强调，贫困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凉山也在发展，只是与内地差距越来越大。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只是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侯远高是凉山美姑县人，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主攻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他看来，凉山的贫穷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多是受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很多村寨不通路、不通水，高山土壤贫瘠，而且只能种一季粮食。
据他观察，近几年，国家对凉山扶贫资金的投入大幅增长，但扶贫资金大部分用于“彝家新寨”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贫困户并没有获得扶贫专项资金，他们能够得到的农村低保、粮食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能缓解贫困，但不足以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这位彝族学者还抱怨，政府和企业在凉山开发自然资源，却缺乏观照乡村发展。“比如为了修水电站，把河谷的乡民搬迁到山上去住，发的电输到东部去了，山上的农民还在点煤油灯。而且这些企业的注册地不在凉山，当地每年因此流失税收上百亿。”
“但无论如何，板子不能打到穷人的身上。”侯远高说，众多乡民生活在封闭隔绝的大山里，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何谈接受现代文明。
“新的衣服孩子穿上几天后又脏了，又不洗，新旧没有太大区别。”他认为，物资不应该成为外界对凉山真正的关注点。毒品、艾滋病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
侯远高说，在凉山开展公益项目的机构有上百家，绝大部分都在做乡村教育、儿童救助、禁毒防艾、就业和创业培训等，为的是提高当地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非用金钱“养懒人”、“养穷人”。 这些公益机构最反感的，就是个别人在网上发布凉山惨不忍睹的照片，让网友看到后捐钱、捐物资。
对于网上指责凉山人“懒惰”的声音，越西县普雄镇宝石村党支部书记潘小伍很不屑。潘小伍所在的宝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个家庭两名大人三个孩子的家庭结构推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且以青年男性为主。
“那些发表评论的网友，去山里看到过真正的彝族同胞吗？”公益组织索玛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常年在凉山贫困山区行走，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老人妇幼全家在田间劳动，极为辛苦。
知识分子的乡村自救
侯远高用10年时间，探索修补凉山乡村社会裂痕的着力点。
禁毒与防艾，是凉山乡村建设绕不过去的议题。在凉山的乡村，公路两旁的民房砖墙上总是随处可见“远离毒品、预防艾滋”、“吸毒违法、贩毒有罪”之类的宣传标语。
早在2002年，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就意识到毒品、艾滋对于凉山的潜在威胁。那时因共用针具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的仅数百个病例。侯远高等人向政府递交调查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艾滋病将使凉山陷入发展危机。十几年间，当地艾滋病例增至30000余例，大量家庭由此破碎，孩子成为孤儿。
2005年，侯远高连同其他彝族学者、官员、企业家创建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专注禁毒防艾教育和儿童救助。
据民政部门统计，2013年凉山州共有6727名孤儿，其中有257名还感染了艾滋病。另外还有19072名特殊困难儿童，后者多为失去父母依靠的孩子。凉山彝族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改嫁时不会带走孩子。
发展中心和教育部门合作，为这些特殊困难儿童提供长期综合救助。他们创办全寄宿制爱心班和爱心学校。爱心班设在乡村中小学里，配备生活教师和厨师，孩子的吃住都有人管。孩子每天能吃一次肉，一学期发两套衣服。
美姑县孤儿吉尔日呷今年12岁了，刚升入小学二年级。他的父亲吸毒，得艾滋病死了，母亲抛下他，离家出走。被“爱心班”接收前，吉尔日呷跟着叔叔在山上生活，没上学，小小年纪就背着个竹筐干农活。
生活老师小金发现，吉尔日呷刚来时内向极了，不会汉语，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鼻涕流下来都不会擦。今年8月北京青年报记者见到吉尔日呷时，他成了一个干净、爱笑又懂礼貌的小男孩，还在就读学校拿到了“最佳小雷锋”的奖状。
发展中心通过“一对一委托抚养和助学”的方式，解决经费来源问题。即一个城市家庭资助一个孩子，助学、生活费全算下来一年3000元，资助最少9年，确保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短期资助的不要。“爱心班”模式很快得到推广，其他NGO组织也参与进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凉山约有200个类似爱心班的救助平台，使近万名彝族孩子得到综合救助。
2010年，发展中心和美姑县政府合办了凉山第一所爱心学校，当时借用了乡村中学的闲置校舍。目前，900多个特殊困难儿童有了生活和教育保障。
侯远高有更大的野心，他计划在昭觉再建一所爱心学校，因为昭觉的特困儿童更多。万达集团曾于2012年宣布要捐款2500万元援建该校，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至今仍未动工。“如果能建10所爱心学校，凉山大多数特困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就能够解决”。
为了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继续有书读，发展中心开辟异地入学的方式。就在今年8月，安徽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成立了两个凉山彝族特困学生班，接纳118名爱心班毕业的学生到该校免费就读，直至高中毕业。 另有50多名初中毕业生到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和扬州天海职业学校接受3年的职业教育。
“我看网民现在要么骂政府，要么骂彝族，没有人在讨论应该怎么帮助这些孩子。这很不正常。”侯远高本人就是靠读书走出的大凉山，他深信教育的力量。
侯远高早期专注学术研究，他发现，上世纪90年代，凉山的封闭被外界打破后，年轻人从电视上看到外界的繁荣先进，纷纷去城市打工，可是教育水平低下、语言不通，使他们就业受到排斥，逐渐沦为城市边缘。“只要彝族孩子有教育机会，在城市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能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他们就不会颓废……”
政府以外的补漏尝试
侯远高乡村调查时曾遇到两个孤儿，由爷爷奶奶看护，每月补助金加起来1200元。但志愿者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几近倾塌，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而且没读书。
侯远高有点生气，他质问老人：国家发给孤儿的补助呢？奶奶说，孩子姑姑拿去存起来了。他又追问：存起来干吗，怎么不读书？奶奶说：长大了给他们娶媳妇用。
作为乡村建设的探索，侯远高的团队尝试对凉山儿童立体救助。比如，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政府足额发放救助金，但孤儿、特困儿童的生活往往并不能得到保证。对于监护人有没有履行抚养责任，目前政府并没有监督评估机制。
彝族孤儿木苦衣伍木的“最悲伤作文”引发关注时，志愿者也曾一再强调，孩子缺的不是钱，而是关爱。据悉，五姐弟每人每月孤儿补助有678元。
得知网友为妹妹捐款40多万元，木苦衣伍木大姐曾咨询，能否用部分捐款为弟弟盖一所房子。作为家庭的实际“监护人”，16岁的大姐自己还是一名未成年人，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在她有限的见识中，盖房子才是为弟弟妹妹作的务实打算。
很明显，乡村社会建设中还有政府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侯远高认为，所有贫困乡村都需要配备专职的儿童社工人员。
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师大儿童福利中心曾在凉山做试点，为试点村配备一个儿童福利主任，负责为全村儿童提供支持，效果很好。遗憾的是，试点项目做完后没有得到推广。
发展中心在小范围尝试延续这种试点。他们与昭觉县政府合作，在日哈乡建了一个乡村儿童社工站，配备专职社工，以乡村学校和幼儿园为平台，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确保全乡儿童的基本生活、教育、健康和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
在昭觉，发展中心支持感染艾滋病的妇女成立了20个互助小组。在动员培训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同时，支持她们发展家庭养殖业。想要养猪，就给她们发母猪、修猪圈。算下来，一头母猪一年可以增加几千块钱收入。
侯远高考虑的是，有了生计来源，感染者就不需要外出打工，可以在家安心接受治疗。不仅挽救了当事人的生命，还可避免感染者家庭的孩子成为孤儿。
发展中心还利用民族文化优势帮助禁毒防艾推广。在农村做防艾禁毒宣传，政府通常使用汉语，部分乡民接受时很费劲，发展中心开发七八种彝族培训教材，并用上彝族戏剧、彝族电视剧等多种方式帮政府推广。
政府购买服务的双赢
作为学者，侯远高的大部分精力却用在筹款上。每年发展中心至少需要募集五六百万元，他得四处化缘。
“最理想状态是政府购买我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给予一些资金支持。”作为当地最大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创办人，侯远高对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期许是允许做事，其次希望给予支持和配合，“民间组织不怕政府管，就怕政府不管”。
2007年到2009年，发展中心曾经培训600多名农村彝族女孩到城市就业。志愿者用半年时间教她们汉语、城市生活知识和职业技能。细致到怎么过马路，如何上公共厕所等基本常识。培训合格了，发展中心再为她们提供就业岗位，并跟进回访。但没有后续资金支持，项目结束以后没法继续做了。
“社会组织通过公益创新，探索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要在更大范围推广，以产生整体效果，没有政府购买服务不行。但这种支持现在还很少。”侯远高不无遗憾地说。
侯远高说，近年来，在凉山开展项目的公益组织比较多，因为大的政策环境很好，凉山各级政府比较务实。但地方政府对支持公益活动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特别是对社会组织或志愿者为了筹款，频频在网络上宣传凉山落后的一面，“确实很恼火”。
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购买服务，解决社会组织的资金问题，同时加强监管和指导，形成一种相互理解信任的良性互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他强调，社会问题要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能够解决的。像教育、医疗卫生、扶贫、救灾等公共服务领域都需要依靠公民社会发挥主体作用。
标签背后隐藏的发展
被问到凉山这些年是否也有变化，侯远高的语调会和缓很多，吸烟速度也慢了下来。
侯远高眼中的凉山，基本温饱已不是问题，没有人饿肚子，“凉山并不像网友‘视觉上’所看到的那么贫穷。”常年扎根凉山，他看到尽管乡村教育很差，但彝族大学生数量在增长。此前看不到教育的希望，乡民宁愿让孩子去放羊，但现在只要条件稍好的农村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县城学校人数爆满。
一所乡村幼儿园，本来准备招40个，但报名的就来了80多个。去年起实行的“9+3”(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学校)政策很好，为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提供学习就业技能的机会。
政府民生工程在农村也起到明显作用。新农村合作医疗让乡民看得起病了，乡村约有四分之一家庭享受农村低保。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当地消费结构也在变化。
侯远高说，过去赶集能吃一碗面条或买个包子，乡民就很满足了。一到赶集的时候，乡村信用社挤满了取钱的人，买水果、蔬菜和肉回家给孩子吃的家庭越来越多。而2007年前后伴随东部民工荒出现的彝族民工潮，驱动四五十万彝族人在外打工，占到了凉山彝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来自大山的人们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有了合法稳定就业的机会，吸贩毒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少……
侯远高的中学老师曾当过10年凉山州州长。他跟学生说过，凉山的贫困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侯远高认为时间或许可以提前：“他那代人做了几十年，我们这代做几十年，我估计到下一代，应该就可以走出一条不以牺牲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发展道路。”
本版文/记者 孙静
实习记者 庞园园 秦月 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