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根生：“挟尸要价”不能止于道德谴责

　　河中捞起溺亡小伙，打捞人却不见红包不运上岸。3月9日，成都市大邑县22岁的刘坤在崇州西江河桥上落水溺亡，无奈之下，刘父求助打捞公司。11日下午，尸体被找到。但打捞人将尸体用绳子绑着拴在桥墩上，称“如果非要运上岸，就要包红包冲冲喜。”

　　一方面正在经受丧子之痛，另一方面捞尸人却以“如果非要运上岸，就要包红包冲冲喜”为借口索要钱财，这显然让溺亡小伙的父亲刘坤无法接受。尽管捞尸人如此“挟尸要价”的确让人觉得有见钱眼开之嫌，显得不够厚道或善良，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以捞尸作为谋生手段的这一特殊群体来说，这或许是他们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之一。

　　如果从词语的情感色彩来看，“挟尸要价”显然不讨好，而且由于人们对弱者或遭受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同情心，这就使得在公众的视野里，捞尸人显得“面目可憎”，是在大发不义之财。尽管我们并不认同捞尸人不讲诚信，坐地起价的做法，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从事一种游走在法律边缘又存在较高风险的职业，从业者有权按照他们的“行规”以议价的方式获得较高报酬，就像你在农贸市场或交易市场讨价还价一样，所有的劳动我们都应该给予最基本的尊重。

　　其实，关于捞尸纠纷的新闻并不少见，近年来在湖北省荆州市、广东省东莞市等地就先后发生了多起“挟尸要价”事件。这些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给捞尸人贴上见利忘义的标签并进行口诛笔伐，似乎成了公众在每一起“挟尸要价”事件发生后的必然反应。但是要想使“挟尸要价”事件不再发生，让死者家属不在为此纠结，也给捞尸人公正而又体面的职业定位，仅仅依靠道德谴责显然远远不够。

　　实事求是地说，“挟尸要价”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并广遭诟病，不能只怪捞尸人唯利是图、财迷心窍，关键还是在于这一行业具有特殊性。目前，我国既没有打捞遇难者遗体的专业组织，也没有管理这种打捞行为的专业机构，这就使得遗体打捞成了难以约束的民间行为，捞尸人在劳动报酬的取得上占有完全的主动权。

　　既然遗体打捞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有关部门就有必要在制度和队伍建设上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从资质、价格等方面建立遗体打捞的行业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专业和也与相结合的遗体打捞队伍，不能让“挟尸要价”现象继续蔓延，既伤了死者家属的心，也毁了遗体打捞这一行业的声誉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