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天价房:高价卖房用意并不在于卖
“现在北京的房价可了不得了!”
“可不是嘛,简直涨得没有王法了,要照这个闹法儿,这简直是不叫下等人在北京里头住了。”
听了上面的对话,我猜很多朋友会以为这是两个现代的购房者在抱怨,但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对话出现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北京,被一个名叫加藤鎌三郎的日本留学生听见,如实记录在了一本名叫《北京风俗问答》的小书里。
民国十三年北京的房价,自然比民国初年高一些,不过要是跟今天相比,那实在是便宜到了姥姥家。众所周知,就在那一年鲁迅先生在北京第二次买房,买的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一座四合院,3间正房、3间南房、东西各两间小厢房,总共10间房子,占地400平方米,不算契税和装修费,总共才花了800块大洋。
那时候,北京城内三等巡警月薪8块大洋,纺织厂女工、估衣(旧衣)店伙计和小学教师这三个工种的平均月薪是16块大洋,人力车夫昼夜倒班拉车,刨去违章罚款和交给车行的“份儿钱”,旺季一个月能挣15块大洋。鲁迅属于高收入群体,他在教育部上班,工资加上稿费,每月能挣300块大洋。谭鑫培、梅兰芳等戏曲大腕的收入就更高了,在台上唱一出戏,就能拿到几百块大洋的“戏份儿”。也就是说,当时工薪阶层忙活四五年时间,挣的钱就够买下一处小型四合院了;明星买房更容易,一座四合院仅仅是两出戏的报酬。由此可见,那时候北京的房价还算合理。
但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要抱怨房价“涨得没有王法了”呢?两条原因,第一,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容易满足,花十几年时间还清房贷,还感到倍儿划算,那时候的人们还没经受过高房价的洗礼,即使工作四五年就能挣一套四合院,他们也觉得太贵,也许在他们心目中,理应工作两三年就能挣一套四合院。第二,他们感慨并抱怨的,不是800块大洋一套的四合院,而是一处天价房。
那处天价房位于王府井附近,业主是满洲人,曾经是清廷的军机大臣,鉴于他的后人都还健在,这里不便提他的名字,姑且以军机大臣称之。话说军机大臣在民国不再是军机大臣,没有了挣外快拿高薪的机会,一大家子人坐吃山空,渐渐出现了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军机大臣想把自家多余的房子高价租出去,每月赚些细水长流的房租,足以补贴家用。
可是四九城里那么多花园别墅濒水豪宅,人家凭什么愿意出高价租用他的房子呢?有人帮军机大臣出了一主意:炒作。
炒作的手法很简单,那就是高价卖房,使劲往高里报价,让他的房子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于是军机大臣贴出告示:某某胡同某某花园21间房屋出售,起价5万两。
5万两是白银,折成大洋是7.5万块,21间卖7.5万块,每间就是3570块,按一间房20平方米估算,这些房子的单价就接近每平方米180块。这个价位当然是天价,因为当时北京最贵的新式洋房,配有电灯电话和“能冲水的洋马子”(即我们现在说的抽水马桶),位于地价最贵的西交民巷,每平方米也不过要价70块大洋,军机大臣家的房子虽然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带一座堆着假山的花园,但毕竟是前清时盖的,还是旧式的瓦房,里面没电灯没电话没有洋马子,位置也不在西交民巷,每平方米敢要180块大洋,岂不疯了?
军机大臣没疯,他高价卖房,用意不在于卖,而在于租,把房子弄成天价房,买是不大可能有人买的,但名气必然打响,租价必然上涨。果然不出他所料,天价房的名气打出去之后,很多有钱而且烧包的富人慕名而来,租借他的花园办红白喜事和招待贵宾,每天的租金竟然涨到了200块大洋!这个手法颇似前段时间风头甚健的钓鱼台七号院把房价报到30万一平方米,然后再声明不卖,留给企业“自用”。(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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