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武宁：医患共同决策讨论了一个哲学命题

　　3位院士，数十位名医，挤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其间，钟南山说：“平常我们讲医学人文，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关于医患关系，由国内外顶级医务工作者组织一个民间论坛来讨论，说的虽然是医生应告知患者治疗方案的疗效、益处以及风险，患者则告诉医生对疾病以及相关风险的看法。笔者以为，与其说是医患关系实验倡导的“共情”、“共策”，不如说医患共同决策论坛讨论了一个哲学命题。

　　事实上，在现行医疗制度下，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医生紧缺等客观因素，过于集中的寻名医诊治导致门诊号“上号难求”。如钟南山的门诊号都排队挂到了明年。常态的“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现象，要让医生和患者达成治疗上的共识，不仅需要医生在利益与医疗人文方面做出正确决择，而且需要患者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才能达到医患共同决策的理想效果。例如论坛讲述的事例，妈妈带患中耳炎的孩子就医，既要求不用抗生素，又不能用布洛芬，只知道要用中成药。这种现象在门诊中可说普遍存在，又该让医生如何与患者“共情”交朋友；“共策”治疗方案？

　　可以说，医患共同决策只能是具有良好医疗人文精神、高操医疗技术的医生，与相当学识、拥有良好道德素养的患者之间的“共同决策”。否则“驴唇不对马嘴”的医患对话，要达到共同决策几乎不可能。

　　一方面，医患间信息不对称，使现实中医患关系复杂，尤其是医患间一条隐形的“利益”关联，使脆弱的相互信任很容易发生破裂。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医生缺乏医疗人文培训，其中就有一名癌症专家坦诚，“自己毕业30年了，从没上过医学人文课”，甚至于在新版《柯氏外科学》扉页上“先交朋友，后做手术”警句都被作为没用的东西给删除了。可见，医疗人文在医生诊治临床运用是何等的欠缺？

　　值得关注的是，在医疗改革推进中，在改善医患关系的呼声高涨时，三院士力推“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让人欣慰、欣喜。虽说初级阶段讨论的是哲学命题，但说明医疗人文已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证明了让患者积极参与诊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愿由此燃起的“医患共同决策”星星之火，让我们社会广泛接受并共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