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华：对湖北劫持人质事件要有“冷思考”

　　10日，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二楼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嫌犯张泽清手持刀具、汽油以及自制炸药，劫持了六年级三班语文老师秦开美和全班学生，扬言要报复社会。秦开美一面安抚学生，一面与嫌犯达成一致——释放学生。之后有多名干部和警察主动要求替女教师当人质，嫌犯多次拒绝，浩口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林华赶到现场后，主动要求替换人质，嫌犯同意了他的请求。警察与嫌犯谈判近一个小时。11时许嫌犯情绪激动，向人质泼洒汽油，在嫌犯用打火机点火的瞬间，特警将嫌犯击毙，成功救出人质（据6月11日《云南信息报》）。

　　从多家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让人振奋且强大的“正能量”，女教师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和嫌犯周旋，顺利让全班52名小学生脱离魔掌，随后赶到的基层干部和派出所民警也纷纷要求嫌犯放过女教师，让自己替换充当人质，当地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林华，因为是嫌犯的“熟人”，被嫌犯允许替换了女教师，如果不是特警在紧急关头果断开枪击毙嫌犯，已经被嫌犯淋满汽油的王林华，很可能就会为歹徒“陪葬”，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不仅展现出基层干部对群众生命安全保护的一种无畏精神，更是责任的一种回归，这也显示出在群众遇到危险时，舍生保护依然还是广大基层干部价值观的主流。

　　对这起嫌犯劫持案件的处置，无论事件发生的学校领导、女教师，还是浩口镇的干部以及参战的派出所民警与公安特警，所有人的表现均可圈可点，不仅有智慧、勇敢，更有紧急关头的果断，堪称是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范本，人们更从这一事件处置中，看到了“正能量”的烁烁光芒。然嫌犯被击毙以及事件处置过后，在大力弘扬这种正能量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嫌犯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来“报复社会”，为什么几年来这样极端报复社会的案例会频频出现？且有增长之势，是什么诱因导致嫌犯甘愿拿命对抗正义？

　　从多家媒体对嫌犯张泽清字数不多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60多岁的嫌犯可谓“劣迹斑斑”，除了年轻时有一段入伍的经历之外，先后因偷窃罪和私造枪支及故意伤害被法院两次判刑入狱，有着10年的牢狱生活，第二次出狱后，自认为不公而屡屡上访，并扬言要报复社会，被当地列为“重点防控对象”。据《武汉晨报》报道：因为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张泽清与本村支部书记许某发生过严重矛盾冲突，这次到学校劫持人质，也正是因为许某的女儿许某慧在该小学当老师，许某的孙子在该小学读书。由此可见，张泽清把报复的目标选择在学校，与支部书记许某的矛盾冲突只是“导火索”，真正促使他实施报复社会的动机其实是长期矛盾压抑沉淀的结果。

　　尽管我们说，无论有多大的矛盾压抑都不能用极端行为实施犯罪，否者，同样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各种矛盾长期沉淀积累，且得不到有效疏解，在遇到某种诱因时，人可能就会失去理性，进而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而且类似这样的矛盾积累在农村基层“潜伏”现象并不个别，尤其在社会转型、农村存在大量征地拆迁补偿等各种利益纠葛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再加上某些农民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浅薄，某些基层干部的作风浮躁，工作方式粗糙、处理问题不公等因素，使得这些弱势家庭与社会环境的矛盾被一层层积累加深，从这几次“报复社会”的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几乎都和张泽清类似，家庭经济条件差，自觉受到了不公平对待，非但缺少基层干部的及时疏通化解，反而因为经济状况或性格孤僻怪异等更受到各方冷遇，最后因为一点诱因而导致情绪失控，不久前发生在安徽农村村委会爆炸案的嫌疑人，就是因为低保矛盾而实施的“报复”。

　　实际上，无论国家还是各级政府，都不止一次强调要将群众遇到的问题矛盾处理化解在基层，但是，我们不少农村基层干部，依然习惯于用压制来掩盖问题和矛盾，甚至信奉“闹大了就能处理”的为官准则，而有些地方基层官员还习惯“花钱买平安”，对于某些突出矛盾不是运用智慧去疏导化解，而是用钱来解决问题，岂不知这种游离于制度之外“滥花钱”非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会因为难以平衡或“娇惯”，加深或衍生出更多新的矛盾，用极端行为报复社会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报复社会”的动机大多却是我们基层干部作风浮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所引发的结果，有必要引起相关部门的警惕与思考。

　　对用极端方式报复社会，危害无辜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为，必须予以果断处置，而同时也应当看到，这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能够将“潜伏”在基层群众中诸多问题矛盾，在法规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疏通化解，消除可能激化为报复社会的矛盾隐患，远比这种“果断处置”更符合法治，也更人性化，社会也更为和谐与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