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南昌视典当业为"铁饭碗" 鼎盛时钱庄84家

26.09.2014  11:42

  江西的货币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西汉就有铜钱的铸制流通,宋代江西铸钱最盛,设置的铸钱监院最多,也是全国铸钱的重要基地之一。江西信用机构产生也较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典当店铺经营抵押信用活动,清代又有钱庄银号的兴起。本期《解密南昌》,记者带你走进南昌金融历史,了解旧时南昌的金融发展脉络。

   典当行业在清朝被视为“铁饭碗

  典当亦称当铺,是以收取物品作抵押,向抵押者放款的高利贷机构。抵押者只需有物,物有所值,无论用途如何,都可凭押物借钱,利息很高。限期内赎取并付利息,过期不取,典当就没收押物,变价抵偿。

  据《南昌市金融志》记载,1840~1901年,南昌市尚无正式的银行机构,当时金融业以各种当铺、钱庄、票号为主。南昌市典当业以清代为最盛,共有47家。其中城内28家,四乡小镇19家。

  典当业内部在旧式商业中结构最为完备,分工很细,各有专司,职责厘然,设备周致,保藏妥善,尤其在物资保管方面,远非其他行业所能比拟。店员待遇十分优厚,除月薪外,还有其他额外收入,如红酬、公抽、小贯、万号等等。典当业在旧社会被视为“铁饭碗”,一般不轻易更动,除犯重大典规(偷窃、舞弊)外,都能按部就班,逐级上升,因为创办典当业要比其他商业郑重,帝王时代必须通过朝廷谕准方可营业。

  典当业对进当物品压价是行业规则,一般衣物,当铺只按市价的二、三成估价,即使全新的衣物也只能估价五、六成,其中男服高于女服,棉质高于丝绸,金银首饰也只按市价的七八成估价。当铺还用两种戥子(一种小型秤)衡量金银器饰,兑进兑出轻重有别,从中欺骗顾客,在当票上也一律加上贬词。典当者往往都是急于取得现款,对典当商这套手法只得逆来顺受。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钱庄、票号的发展,典当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下降,营业范围仅限于对城乡居民消费性的质押房款了。质物也以“估衣”为大宗,金银珠宝、铜锡器皿兼有。典当利息为月息2分,质押者还需支付存箱费、看当费、挂失费、保险费、脚力费、附加税、印花税等等。

  质押者负担很重,当期又短,到期超过5天不赎,抵押物就要被没收、变卖。清末,典当业衰落,剩下不到10家,钱庄、银号兴起。

   南昌钱庄鼎盛时期有84家

  钱庄俗称钱铺、钱店,原来是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后来逐渐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是银行的雏形。钱业原有钱庄和银号之分,钱庄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银号则以汇兑、放款为主,之后二者合流,已无差异。

  钱庄机构,组织简单,事权集中。钱庄的组织形式,80%以上是合股经营的,20%是独资。合股式的钱庄,在股东中推举一人兼任经理,也有聘请他人任经理的情况,经理管理钱庄一切庄务及指挥整个钱庄职工。

  据《南昌市金融志》记载,南昌钱庄以1913~1930年为最盛,曾有84家。至抗日战争开始,仅剩31家。南昌沦陷后,钱庄外迁吉安等地。抗战胜利后,部分迁回南昌复业。根据1945年9月财政部“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获准复业者仅29家。

  南昌钱庄大都集中在广润门内外的直冲巷、西瓜套、上河街、赵公庙等一带,钱庄巨头王德舆、余建丞、徐瑞甫、万竹村、周扬禅等,都是出自于此。

  省内钱庄带有封建色彩,他们以老板的祖籍或钱庄的所在地,形成自然联结。1932年的61家钱庄划分为五大帮:

  奉靖帮是以奉新、靖安两县而得名,包括王德舆的源源长、张树斋的德昌祥等12家钱庄;

  吉安帮、南昌帮则分别以旧吉安府、旧南昌府而得名,其中吉安帮9家钱庄,南昌帮数量最多,达30家。此外还有抚州帮和徽州帮,分别有4家钱庄和2家钱庄。在这些帮派中,吉安帮资力雄厚,经营范围也较广,他们团结紧密颇能互助,擅长经营,除在本省主要城市设有分庄或联号外,在省外如湖南长沙、常德、衡阳、湘潭,湖北汉口、荆州及上海等地均有分庄。南昌帮钱庄数量虽然最多,也很会联络,但资力较弱,在省外仅有少数分庄。这些钱庄帮派,都是在经营上相互联系结成的利益小团体,各有特色。

   赣省银行有权发行地方货币

  据相关档案资料记载,1905年9月27日,经财政处奏准,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除经营存贷款项、买卖金银、折收期票、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财物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有承领银铜铸币、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大清银行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为大清银行。同年11月,大清银行江西分行成立,地址设在南昌广润门,首任行长黎少平,业务对象为大商贾、钱业和政府款项划拨;业务范围逐步扩大,营业事项包括存、放、汇及买卖金银、保管贵重物件、代国家发行纸币及铸币、许可经理国库事务及一切公款,在当时的银钱业居领导地位。大清银行江西分行初创伊始,尚未走上正轨,制度紊乱,后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宣告改组清理。

  1902年初,因市面制钱缺少,不敷周转,由江西布政局饬江西厘金局筹拨资本银80万两,在南昌成立江西官钱局。同年8月,又设立江西官银号,主要负责官方熔铸银锭元宝业务。1903年,省政当局将江西官银号与江西官钱局合并,组成江西官银钱总号,总部仍设于南昌。

  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昌新军起义,1911年11月1日在南昌组建赣省军政府。军政府成立后开始涉足金融业,在接收前江西官银钱总号的基础上,当月创办赣省银行,是我省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银行。资料记载,赣省银行成立后,总行设在南昌,发行多版纸币,种类比较丰富。后来,军政府还授予该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的权利。1925年,该银行收归官办,并入江西银行,改组为江西地方银行。

  赣省银行虽然有发行货币的大权,但因为受军政府左右,成为政府控制金融市场的道具。它在成立之初,主要是代理省金库收付款项,垫付军政各费。至1916年4月,成立不足五年的赣省银行因为亏损严重,无力支撑,总行改为清理处,分行歇业清理。

   江钞”风潮令南昌市民囊空如洗

  江西地方银行是赣省银行于1925年7月并入江西银行而成,江西银行为1921年成立的官场合办银行。江西地方银行发行统一纸币,营业称盛一时。1926年,由于官僚政客横征暴敛和连年军阀混战,江西地方经济严重受挫,财政亏缺达3400余万元。当时北洋军阀邓如琢为筹集军费,下令江西地方银行发行无准备金钞票1300万元,并在纸币上标以“”“”“”字号,铜圆票400万串。江西地方银行金库亏空,行长包竹峰不得不采用三分以上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充实库款,以资周转。当时多数的钱庄贪图高利,不再办理放款,纷纷将大部分资金存入江西地方银行,甚至还吸收到沪、汉一些小钱庄的资金,因此存款迅猛上升,高达1100余万元。但是,赔付利息甚大,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寻绝路。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军事当局通令,以广东中央银行钞票为本位,江西地方银行钞票不予收受,“江钞”猛跌。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公债停兑,新发的“”“”“”字号钞票作废,旧钞按二折使用,铜元票按五折使用。地方银行失信于民,“江钞”顷刻之间变为废纸,酿成江西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江钞”风潮,江西地方银行宣告倒闭。

  “江钞”贬值,城市贫民受害极深。自从宣布“江钞”作废,市民囊空如洗,不名一文,或是只剩下没有购买能力的纸币。而市场物价昂贵,贫民无力购买米盐,难以糊口。当时有句民谣“复、兴、隆,一夜穷”流传甚广,老幼皆知,可谓是臭名昭著,市民莫不切齿,群情鼎沸。“江钞”风潮席卷整个江西,带来一片萧条景象,许多私人钱庄、银号、典当、商店纷纷倒闭,江西金融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直到江西裕民银行成立之后,才稍有复苏。

   南昌金融解放后获新生

  1927~1949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南昌金融业陷于官僚资本主义金融垄断之中。1927年江西裕民银行成立,以“江钞”事件为鉴,稳步经营,逐步步入正轨,与其他银行、钱庄开展金融业务,对活跃城乡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各行、庄纷纷撤至外地。日伪统治下的南昌金融市场,滥发货币,垄断银钱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抗战胜利,市场复苏,商业日趋好转,各行、庄渐次复业,国家官僚资本、地方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金融机构共达四、五十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至1948年,南昌市场陷入停顿状态,金银黑市猖獗,金融业走到了穷途末路。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成立,对私营行、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底,改造完毕。此后,相继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市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初步形成了金融网络,奠定了南昌金融事业的基础,南昌金融业自此焕发新的生机。信息日报 记者叶景顺